远东之虎-第3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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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为国捐躯之将士！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第一卷 虎啸满洲 第三百七十四章 各路风潮
第三百七十四章
各路风潮
屠千军的通电一出，举世哗然！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四川、湖南无数的人奔走呼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屠千军竟然真的打赢了这场战事！
甚至全歼了吞下了整个满洲乃至东三省的关东军！而南京国府则是极为丢脸，刚刚在上海和日本人签订了协议人家就在满洲把关东军给全歼了！这吃**裸的打脸啊！
你这边放弃东三省，和日本人在上海纠缠了半天却最后不得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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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广
告）可人家呢？！直接在满洲打出一片天下，不仅将你放弃的东三省拿回来了还把你认为不可战胜的日军一举全歼！
这种情形，却是让南京国府情何以堪！而已汪兆明、孙科为首的粤派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们借由此事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不断的弹劾蒋中证及张学良！
理由很简单，你们不是说日本人难以战胜的吗？！可人家东北国防军怎么就打赢了？！人家就不是人？！可你们倒好，连守都不守了直接放弃！这是一个国家军队、国家领袖的态度吗？！弹劾！！邵鸿基、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向监察院提出弹劾张学良和蒋中证。
蒋中证被这种弹劾攻击的狼狈不堪，而那些个党内原本支持他的大佬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好出来为他说话。而此时，更让所有人讶异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驻守北平的张学良忽然请辞，请求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自愿承担包括放弃满洲在内的一切责任，一时间外界顿时失声！
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忽然间张学良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南京国府则对于张学良的请求立即做出了反应！先是执意挽留，而后在张学良的再三电报后终于同意张学良暂时不担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
转而由政部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于当日飞往上海，准备出国。可张学良就那么容易就走了吗？！显然不是，东北军各部都保持原状并张学良要求未经他同意不得调动任何人事！
这些在蒋中证与张学良的默契中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张学良才同意了蒋中证“你我兄弟已同乘一舟，此时船破则你我皆亡！若下去一人，留者则可寻机让下者东山再起。否则便是失衡之结局哪！”
为了安抚汹涌的民意，和汪兆明、孙科等人的弹劾张学良终究是担起来九一八的责任下去了。而汪兆明等人见此情形，也不好赶尽杀绝。是以这次弹劾不了了之。
而何应钦在张学良宣布下野出洋后，随即便赶往北平！而随着何应钦一起去的，还有蒋中证的秘密特使——张群！
张群此去，最为重要的目的便是联系在山海关将关东军歼灭的屠千军！蒋中证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必须要将屠千军拉拢到南京国府之下。哪怕是明面上的也成。
而蒋中证不知道的是，赤色早已经派出人去试图联络屠千军了。而这个人，便是黄晓玲。
事实上这时候的赤色极为虚弱，由于严重的肃反导致了赣省苏区大面积的失衡和人人自危。虽然这种情形在伍豪到来后得到了缓解，可形势依然极为严峻。
1931年，是赤色极为黑暗的一年。左倾红色风暴席卷整个赤色苏区。
而闽西苏区则是被这次运动伤害最大的地方之一，风暴起始于会上错呼口号，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向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反应情况，导致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随后这场风暴迅速扩大，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
1931年4月4日，王名把持下的赤色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
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中证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其时，得到了指示的肃反主导者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
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
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
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
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
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
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干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于是，疯狂继续！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
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
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
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
赤色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
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赤色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
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
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赤色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
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赤色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
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
赤色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7月，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中旬，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下旬，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