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自珍的风雨人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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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贺自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弹雨枪林生死情(3)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扔炸弹。
贺自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向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自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飞机来了,快隐蔽!”
可是,在这光秃秃的山上,往哪儿隐蔽呢?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失去了知觉。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文件箱也埋在土地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夫却不在了,显然他是被这场激烈的战斗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信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自珍说:
“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腥风血雨的战斗中生活,负伤、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爱人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自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巧解百姓家事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发展。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自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定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自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自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自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杨荣连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弹雨枪林生死情(4)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这个“礼拜六”,贺自珍是必过的。她有时上山替烈军属砍柴,有时同毛泽东一起下田干活。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自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自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自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自珍当做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自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包要贺自珍带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他让贺自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自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自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一程,不忍离开。贺自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经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心贴着心。
在叶坪,贺自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自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的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背包就拐进贺自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自珍。贺自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来访干部掌握政策。
当地的乡亲心里有什么难解的疙瘩,包括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爱上贺自珍的家去,向贺自珍倾诉衷肠,征求她的处理意见,热心肠的贺自珍从来不嫌烦。
有一次,叶坪一对夫妻吵架,要闹离婚,两口子不约而同地跑到贺自珍家来了。贺自珍仔细听了双方的诉说,发现这是夫妻斗气,并没有根本解不开的矛盾,就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几年了,有了孩子,相互的脾气都摸熟了。两个人闹点气,过去就完了,不必要太认真,应该为孩子想想。再另外成家,就能保证比现在美满?”
两个人觉得贺自珍说得在理,就一起回家了。
这件事贺自珍一直惦记着,不知他们和好了没有。有一天,她特地抽空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不巧,两口子下地了,他们家的老婆婆迎了出来,拉着贺自珍的手,感谢说:“难为你给他们劝和,两个人已经和好了,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呀!”
弹雨枪林生死情(5)
江西流行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被当做牛马使唤。在那个年月,有多少童养媳不甘这种非人的待遇,被迫出走。但大多数人并没能改变痛苦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陷进另一个火坑里,有的甚至自尽,用死来结束自己可怜的一生。在中央苏区,童养媳问题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贺自珍同中央根据地的女干部,为了争取童养媳的婚姻自由,做了很多工作。有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很多是贫雇农,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做这个工作又要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贺自珍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一起,在叶坪做妇女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她们跟前,泪流满面,拉着她们的手说:
“红军大姐,你们要救救我呀,你们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叶坪村一家的童养媳,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家里硬逼她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左想右想,只有找共产党,就偷偷地跑出来了。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们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
贺自珍问她公公的姓名,知道是村里的一个基本群众。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拥护的,没想到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是封建老思想。钱希均是苏维埃政府党的总支副书记,她想了想,觉得帮助这个女孩子争取婚姻自主,符合党的政策,就对贺自珍说:“我们应该支持她退婚。”
贺自珍同钱希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了。
她们把这家的老人叫到旁屋,耐心地对老人说: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们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要再考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