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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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图33)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
文人的舌头(2)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小人不可得罪(1)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伺候人、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由于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的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的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的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代。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
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的大,而且足够的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1)
我们的各种机关是特别喜欢发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从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到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条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许受贿,不许贪污,不许泄露国家机密,禁止强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则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