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世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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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儿里住的都是部队家属，统共十来号人。后来有的搬走了，有的又搬进来，来来去去许多回，老一辈的名号，很多我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最后搬在隔壁住的黄叔叔，跟我父亲是抗美援朝的战友，同在三十八军，也是负伤调回来的，两家人交情极好。
他儿子黄永幸跟我同年，发小，从机关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同学，铁哥们儿，一块儿捣蜂窝，掏鸟巢，往老师抽屉里边儿放死蛇，卸人家自行车铃铛，戳车胎，专搞恶作剧，也一块儿打架，挨板儿砖。什么都干，也什么都敢干，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唯恐天下不乱。
南北大院里边儿的家长们都拿我俩做典型的反面教材，嘱咐不要跟我们“打联联”，说什么长大了注定是流氓。不过，数十年后回顾，当年的两个魔头如今也混得人模狗样，有的乖孩子却蹲了大狱，不能不感慨世事变幻，人生无常，顺带总结出：听话的不一定是好孩子，不听话的长大了未必没出息。
我们两家的老爷子倒是无所谓，总觉得男孩儿嘛，就应该皮，规规矩矩的，难不成了大闺女？又说小时候比我们混账。有空还给我们做弹弓打鸟。偶尔也搭上我们，跟着一块儿到部队看打靶，运气好还能摸上两枪。
只是经常要被学校请家长，末了，两个人都不免一顿“竹笋炒肉丝”，打得屁股开花。打得狠了，祖父往往会出来拉住我妈，摇头晃脑地念叨：“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逆子不败其家。”。
随后的几年里，国际政治风云变换，中苏关系急剧下降，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萎缩，军事摩擦不断，神经高度紧张。于是，两家家长也常常留在机关值守。到1969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适逢珍宝岛事件，部队号召备战，备荒，大人们更是回不了家，长时间呆在中蒙边境研究作战，提防苏联的机械化师团挺入。
我们的屁股也随之得到了解放，并由此总结出一套“屁股哲学”，充分认识到所谓的国际政治和我们的屁股是划等号的。
1966年的夏天，略显闷热，中国的政治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5月份，516通知下发，紧跟着8月份毛主席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蔓延开来，逐渐席卷了整个神州。
这场风波很快波及到全市的教育系统，我所在学校也来了文革工作组开展运动，但不久我们学校便被定性为“贵族学校”，轰轰烈烈的批判在学校展开，全校师生都被要求停课闹革命。
那时我和黄永幸，刚刚进入初中。
此时的黄永幸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一点儿不像个毛头小子，经常打架，而且打架动手从来都往死里整，讲的是留情不下手，下手不留情，四九城里的顽主给他起了个外号：黑子。
不久，学校有人贴出了大字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不容许反革命后代混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来！！揪出一切可疑份子，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全校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分起了红五类，黑五类。
（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的子女）
文革
我和黑子的家庭出身都是部队，父亲已是参谋长，算是红五类，当然没人知道我祖上有个大地主，我打死不说，黑子跟我交情过命，自然也不会讲。大家知道我俩住在机关大院，也没人敢来惹我们。
因为那年月的大院儿不是普通人能住进去的，说起大院儿，感觉就像说上海康平路的市委机关，能住院儿里，就暗示着自己不算一般人，起码是个高干子弟。
黑子在学校也爱显摆，整日价“我们院儿里”怎么怎么的，搞的周围的人，莫不肃然起敬。
不过，家里还是再三嘱咐，要夹起尾巴做人，低调行事，要让人知道我家有大地主还有海外关系，可就完了。
黑子浑不在乎，对于革命事业，抱有莫大热情。
他确实无所谓，不但根正苗红，且还是红得发紫的那种。
老爹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南征北讨，赫赫战功，满身的弹痕伤疤，祖上倒数十代都是贫农，受尽地主剥削压迫，大字不识一筐，从来就没穿过一条不露腚的裤子。这种出身背景，足以让他骄傲。
很快他成了几个学校的红小兵大队长，满世界号召“革命从小抓起，广大的红小兵要积极地投身到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去。”。带领着一帮小兔崽子们浩浩荡荡地参加了几次大串联，到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还混了个西城革命纠察队红卫兵小将的称号，没事儿就在天安门城楼爬上爬下，跟各造反派头头脑脑也是打得火热。
且别看黑子年纪小，非常年月催人老。跟人一见面儿，三五几句，抬出背景来，谁都不敢小觑。也真亏这小子有政治天赋，天生就是块搞政治的料儿。古有甘罗十二为相，我看他也不差，红宝书倒背如流，讲起话来那是一套一套，丝毫不比台上的领导逊色。
光是串联等候接见，还嫌不过瘾，为了更好的出门闹革命，黑子痛下决心，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把他老爹办公室里的马列毛全部搬回家，没事儿就死记硬背，搞得是开口资本论，闭口反杜林，天天学习最新指示。其实他那个年纪，那点子文化，也看不懂，听不明白，就图嘴上痛快，能跟人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同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不让人家小看了去。按他的话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文选不能不背。”
局势越发混乱，斗争无限上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无穷无尽地学习检讨，自我批判已经不能满足形势需要。斗争方式也从文斗变成了拳打脚踢的武斗。学校完全瘫痪，厕所开发成了牛棚，上至校长，主任，下至老师，校工稍有不慎，便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反正帽子和主义一样多，不愁没有合适的给你戴），合着“不可改造的子女”统统关进去，交待问题，检举揭发，说不出来就有“喷气式”伺候，不过说出来更惨，总之苦不堪言。
学校既然没人教书，我也懒得去了，对于政治我没多大兴趣，总觉得这样搞似乎不大对，打人，打死人不管怎么说都是罪过，当然这些话只能憋在心里，嘴上是万万不能说的。
黑子开始还觉得新鲜带劲儿，满世界乱跑，贴大字报，拉队伍，抄家，搞武斗，四处溜达闹革命，久了也觉得没意思。
按他的话说，今天是东风压倒西风，明天又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了底，也没闹明白了自己究竟什么派，干脆撤退，拉我一块儿全国串联，说是换换革命方式，考察各地斗争情况，宣传“破四旧”，帮助地方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顺便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听完他的伟大理想，我说：“拉倒吧，你丫根本就是立场不坚定，甭跟我提革命，满嘴胡浸，你能自个儿把自个儿的命先革了就好。”
黑子乍一听，脸色霎时红了。这厮见天满街晃荡打油飞，晒的跟李逵一般模样，也不大扎眼，我楞装做没看见。
他瞅瞅四下没人，悄声说道：“嘿，你别尽挤兑我，你还甭说，就这一年功夫，我可真见识不少。这政治啥玩意儿？”
“啥玩意儿？”
“搞不懂，就一个字，玄，哎，玄之又玄，说不清，道不明，知道不？”
听他这样说，虽是老气横秋，但也立刻觉得对面这小子形象高大起来。革命工作讲究实践中求真理，游泳中学游泳，经过一番历练，这家伙小小年纪也有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若再过个几十年，保不齐中国就能出个伟大的政治家。
此时中央下文停止进京串联，毛主席号召“就地闹革命”，北京各接待处和联络站都已经取消，大规模的串联基本宣告结束，只有零星从北京出去的红卫兵。火车也不像以前非常拥挤，赶不上趟，用不着步行串联那么辛苦。
大半年的时间，我俩上蹿下跳，跑遍了中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飞机没享受过，火车，汽车，鸡公车，十一号都齐了。一路上晃晃悠悠，优哉游哉。仗着自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左手高举红宝书，右手捏着介绍函，也受到地方上革命群众的热情接待，到处蹭吃蹭喝，没出什么意外，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北京城。现在偶尔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串联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要在今天搞这样的全国免费旅游是难以想象的，时间和钱一样都不能少，特殊时代造就特殊环境。
饱览完祖国壮丽河山，黑子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算是他自打娘胎出来写的最长的一篇“作文”，谈不上什么报告，肚子里边儿没货，绞尽脑汁儿，搜肠刮肚也挤不出个屁，苦思冥想几天不得法，急中生智：文章嘛，天下文章一大抄，于是乎七拼八凑，大抄特抄各地报纸摘要，再结合人民日报的社论，做出一些象征性的总结完事，很多字写不出来还要我帮他写，弄完一看，居然也似模似样。
回北京之后，黑子的文章在报上获得发表，我们两个被学校立为典型，做了几次报告会。
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如火如荼，更多的模范榜样涌现出来，久而久之，我们也被淡忘了。
渊源
从外地回来，感觉家是特别得亲切，有空就跟院里一群半大不小的毛孩海吹胡侃各地见闻，唬得个个一愣一愣的，觉得蛮有趣，但时间一长该说的说完了，能吹的吹尽了，听众都听腻了，我也懒得再讲。
整日价没事，就跟黑子和哥几个胡同里乱窜。天儿热去八一湖游泳，天儿冷了去什刹海溜冰，偶尔逛逛北海。晚上呆在部队礼堂看样板戏，可惜翻来覆去只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这么几部，搞得后来我们人人都能唱，就苦于没机会登台露脸。不过，人多热闹的时候，高兴起来大家伙儿也会在院里摆上几张桌子，自娱自乐，唱上一出。
黑子演杨子荣，我演座山雕：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许旅长副官胡彪！”
“胡彪？许旅长有两件宝？”
“宝马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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