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1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无力大量仿造的。
少量制造则毫无意义,甚至比不上通过N道的军火贩子走私。战争的最基本素质就是比拼双方的消耗,智谋和战略这种东西,也是依靠基础实力支撑起来的。
陈泽和刘浩然最近可忙坏了,因为要应付即将发动的小规模战争,这是新四军第一次主动出击,意义重大,更是获取广州甚至粤省民心的重要举措。当初的陈炯明,让天宇集团无处下手,出于个人情感方面的因素,陈泽也不愿意这么做。
但如果对方换成了孙逸仙,那可就百无禁忌了。打倒一个只擅长窝里横的**政府,对于整个组织立足南方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况且此战乃第一次客场作战,对于军心的凝聚以及日后军魂的塑造,都有着影响。经过参谋部的分析,最终做出了正面对敌的计划。以新四军目前的强大实力,玩花样却是不必要的,并且由于对战斗规模有着严格限制,所以只需要动用少量的精锐部队。
李少杰将率领新四军第一旅,总共7200人,将投入到这次战斗之中。半数以上的士兵列装着22A式突击步枪,这种改进之后的22式步枪,稳定性比以前更优秀了。加上支架,甚至可以作为轻机枪使用,威力惊人。
不过因为此前未曾经历过实战,所以洪流通用机枪依然大量装配,军官们普遍认为应该保守一些。这个第一旅的许多基层士官,此前都曾在塘尾营参加过实战,对于通用机枪的性能比较信赖。虽然22A式突击步枪他们也很喜欢,但在心理上总还是更倾向于通用机枪的强大威力。
目前的军事训练,非主力队伍基本依赖于卡萨介绍过来的德国陆军教官。因为在观念上的冲突,更是处于保密的原则,钟泱并每让这些人参与到主力部队的操练之中,至于装甲师团,更不可能让德国人插手。
在一开始的时候,发生过德国教官拒绝训练突击步枪射手的训练,在他们的观念里,步兵的主要武器还是步枪和机枪为主,甚至冲锋枪都不怎么喜欢,太浪费子弹了。这可不是故意诋毁德军的思维惯性,而是事实上在真实的历史中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希特勒当年就取消掉了突击步枪的装配,要不是苏俄开发出了AK系列,在前线上把德军打疼了,突击步枪的大规模上市或许还要晚上几年。
更不用提,如今还只是1923年,一战才刚刚结束。步枪…机枪…战壕铁丝网的战术体系依旧为世界军事领域的主流。轻机枪的出现或许改变了一些人的思路,但离着完全的发展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人类的思想惯性,有时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一次战斗,原定计划将在9月份发动,于**党外联合了沈鸿英和陈炯明,于**党内联合了刘震寰杨希闵。目的不是把大元帅府赶出广州,而是压制他们的嚣张气焰,以及争取民心,将一些民众接收到天宇集团控制的三个县内。
人力资源对于现在的钟泱他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尤其在粤省,这里接收西方的思想比较早,而本身的文化底蕴也足够深厚,适合进行新老结合的思想教育改造。
在这里,钟泱可不会脑残到去推广普通话,更不会去搞什么简体字。按照原定计划,标准语言将选定为粤语,这个在古代也曾作为官方语言被使用的语种。其中广州白话是标准,并且开展古文运动。
钟泱最为看不顺眼的,就是那些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依旧竭力消灭文言文的家伙。白话文的确很重要,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受教育人群激增,白话文对于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可也不能因此而妄图废弃文言文
难道因为吃饭能填饱肚子,就不去吃美味的佳肴了吗?文言文本身的语言境界,就普遍高于白话文。许多白话文难以表现出来的气势,用文言文却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叙述。精练的语句和用词,给人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钟泱不会因为文言文而歧视白话文,更不会因为白话文有用而去消灭文言文,两者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教育中进行细分就好了,老是叫嚷着打倒XX主义,实在很没意思。至于简体字,绝对不改,谁爱改谁改。
这种灭绝华夏文明的事情,建奴尚且欲做而不得,某太祖却极力推崇,不只是什么居心。当时可不是仅仅想要改简体字,而是想着直接用拼音来代替。找了一些砖家讨论,最终在大多数人的反对浪潮中偃旗息鼓。
还不死心,最后拿出了简体字的修改方案,总算是迈出了断绝华夏文明正统的第一步,可谓深谋远虑。这些事情,在这里自不去说。
整个军队的体系,目前能够直接出战的只有新四军和装甲部队,后者仍处于保密状态,不适合动用。而李宗仁和莫荣新的队伍,才刚整编完毕,如今才开始训练,也不适宜打断流程。
新四军的总数扩张到了两万五千人,其中五千是才招收了不到一个月的新兵,主要成员都来自于广州其他地区的逃难人群。这种部队,实在没什么战力,还只能呆在南沙大营编练和整训。
真正能打的,只有李少杰手里的第一旅,那可是天宇集团费尽心思进行全力武装的高素质队伍。老兵的比例在全军之中都是最高的,还在军校里呆着的桂系的队伍除外。
目前南沙军校已经开了短期特训班,校长是莫荣新,不过他不管事,仅仅作为精神领导。真正负责具体事务的是李宗仁,这个年富力强,精明果敢的军官。如今的他,早就是桂系的下一代翘楚,部队实力可谓广西省最强。
这绝不是夸夸其谈,无论武器装备,亦或士气军心,得到天宇集团鼎力相助的他,早已今非昔比。失去了军队的绝对掌控权,换来了实力的巨大飞跃,这说不上是好是坏,但李宗仁却是满意的。他现在刚从低级军官爬出来不到2年,还没有后世那种称雄天下的野心。
现在的李宗仁,爱国的思想更多一些,**的军阀理念更淡一些。面对着之前天宇集团的招揽,他因为有所迟疑而没有接受。但在来带了南沙这里,切实的领略过一些信息之后,却是放下了此前的成见。更不用说,就连当初的老上级莫荣新也在这里。
之所以选莫荣新当军校校长,不在于其人品和才能,而在于他的年龄与威望。天宇集团想要在广州招收兵员并不困难,但想要在广西招兵却不容易。没有莫荣新的帮忙,其难度可就不是一点点了。
对于这个任命决定,体系内也不是没有微词。包括王立文在内的许多高级军官,都眼巴巴的盯着这个位置。虽然按照军制,校长不得统兵作战,但这人脉关系和历史名望,对于这些热衷于功业的有志者确实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所幸在资历上莫荣新还是无人能比,当年纵横两广数十载的日子犹在眼前,有波折,但却无悬念。校长一职,他依旧是当之无愧。以他的年纪,在这个位置上也做不了几年了,这才是钟泱对其最为放心的原因。
换一个人上去,虽说未必就会冲击到军制本身,但麻烦多少还是有一些。军队的体系建立不足3年,不完善的地方肯定很多,让人有空子可钻。再加上许多人的思维惯性,在短时间内未必就能扭转过来,拥兵自重以成军阀的**,实在诱人。
只有换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才算个比较合适的方案。等莫荣新故去,整个军事体制建立少说也有七八年的样子。这么长时间的思想教育,足够让一些旧制度下的残余清扫出去,这才是大势上的谋略。求稳不求快,求厚不求显,厚积薄发才是正理。
………【第一百七十五章 治粤之绩(二更)(平安夜快乐)!】………
临战的准备已经交给陈泽和刘浩然去筹划,他们将负责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支持。至于军事,则归属于大本营参谋部统筹,其余人不得妄加干涉。这个规矩是钟泱定的,大略及所需的效果由古文会决定,以天宇集团的名义下达。
而详细的战略制定以及任务安排,则为大本营参谋总部的职权范围,具体的战术指挥更是以军中主将的意志为主。
权力虽然分散,但职责明确,各部门分工合作,符合当前生产力的需求。古代的战争模式也算得上很复杂,但与现在相比,则完全不在一个程度上。冷兵器作战基本上只要求筹集粮草和武器铠甲,但热兵器作战在具体的物资消耗上则要复杂许多。
弹药的补充,武器的维修和更换,后方的工业产能顺序安排,新武器的针对性开发。这里面涉及到的诸多专业领域知识,单靠主将一个人根本难以完成,必须要有专业的后勤部门来负责。甚至在作战指挥上,依靠将领的个人素质和当前状态,都显得太过儿戏。
拥有专业素养的参谋团队,显然比一个人的智慧要靠谱得多。参谋可不单只有坐在大本营里面依靠电话联系的那种,还有一些随军的参谋,主要的任务便在于帮助军中主官谋划细节,查漏补缺。一个人的想法再精妙,也那面有纰漏,集众智以统兵,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先不去说外面的事情,如今的7月份,**党外有沈陈的之忧虑,内有军队体系分裂之祸患,真可谓是外忧内患。但孙逸仙解决问题的手法实在是让人难以度测,想来也算君威难测吧。
广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叫做商团。自有商团以来,无论广州城里的军政权力如何如何洗牌,商团始终不介入任何争端。孙逸仙亦认为商团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他这时候非常不喜欢商团的这种政治中立。他在对商团的演讲中说:“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
“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他想改变商团中立的地位而强拉入自己一伙来。而事实上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时,孙大炮恰恰是这个造反团伙的公认头头,没有陈挂假招牌造反,他孙大炮也当不了非常大总统。
只因后来意见不合,散伙后这造反团伙的头头反诬其前同伙为“挂**的假招牌”。而这些仗义入粤吊民伐罪,并被孙大炮称为“各将领都有**思想”的滇、桂各路勤王豪强。后来更是在陈炯明部避居惠州而东征军久攻不克,孙中山仙逝北京未几,即与1925年5月跟老孙的黄埔子弟兵大打出手。这等乱象给粤省民众的观感,实有如狗咬狗一嘴毛。
在初办时原为维持治安与警察分工,可以补助警察力量。孙逸仙于1923年也即是今年年对商团演讲,要他们参加**,不要脱离政治,独树一帜。强拉入伙,不从就扣上政治大帽,然后就说人家是反**,这是惯用伎俩了。
这不,**党自己办的报纸上,就大肆宣称但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列强走狗”受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利用商团反抗**政府,企图叛变。起因是1923年的5月,广东省长杨庶堪拟征收广州铺底捐,以充军饷,广州商团竟鼓动商人罢市,杨省长依照商人要求,准予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