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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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主席在凌晨5点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天安门上。为什么这样早？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夏天热，早晨凉快，而且保安措施更好办些。另一个也可能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思。
让记者吃惊的不仅是主席来得早，而且他老人家还穿了一身草绿色军装！这让其他领导人措手不及，赶忙纷纷去换军装，要跟伟大领袖保持一致啊。这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城时穿过军装以外，第二次在和平时期穿了军装。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8月18日，凌晨一点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就陆续走向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正前方是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其他依次是来自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师生。观礼台两侧是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与太阳同步，凌晨5点，毛泽东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走下了天安门，穿过金水桥，和群众握手，然后回到城楼上，手拿军帽向大家挥手，一瞬间，整个广场在一片红旗的掩映下，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的海洋。7点整，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告知：将有红卫兵代表到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检阅。7点16分，毛泽东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7点30分，庆祝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后来让毛泽东觉得“讨嫌”的“四个伟大”也是从这次林彪讲话开始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标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默认了。吕相友拍摄时，就是毛主席戴了袖标之后。就在这次，毛问这个红卫兵小将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是宋彬彬。毛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本是句玩笑话，但从此宋彬彬真的改名为宋要武了。后来确实有一些人把名字改为“文革”、“要武”、“卫东”等等。
我经常跑中央新闻，知道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今天一看不对了：原来刘少奇排第二，现在是林彪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只排到了第八位。我到了城楼的大厅里，主席在那里，过一会，江青来了，陈伯达也来了，正值夏天，他却穿着大衣，他怕冷。毛主席是临时决定穿军装的，因为他很胖，身边的人根本没准备，还是临时借的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军服，也不太合适，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反常的，可我们那时根本不知。
检阅开始了。我只忙着拍照，当时能上城楼的就几家记者，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我带了莱卡M3，用广角，最近处离主席只有米，我往外探出身子拍，周总理还关照着我们，让警卫提示我们注意安全。当时能够站到这个位置上的只有我，我不停地拍，这样的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不能长时间站在那里。就听下面有递条子的、有大喊的，说：“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那时候红卫兵可惹不起。
第二天，照片见报，惹了麻烦。原来那天主席戴了顶帽子，帽子又小，结果主席激动时就把帽子摘了握在左手里，我当时拍的是黑白片，加上印得不好。被红卫兵小将们看见了，说：“像一只脚踏在了毛主席的肚子上！”这还得了！小将们马上找到《人民日报》社，那时我们在王府井办公，他们一二十个人手里拿着皮带聚在门口要找记者算账。结果我们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就出去跟他们解释，把原照片拿给他们看，说的确是印刷问题，我们大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这样才过了关。那个时期有一些日子甚至要把报纸对着太阳看，就怕出问题。但是这样很费事，每次要发稿时都快凌晨一点了，哪有工夫每张报纸都“透视”着看？因为有人就这样看，然后找到一些比如毛主席像或者语录是否和一些“反动”的东西叠在一起，根据这些东西来找你算账。
照片发表后影响很大，但主要是那个事影响大。后来印成宣传画影响就更大了。但那时也没稿费，也不署名，也不敢想。更没有什么好事挂钩。“文革”后有一阵子不用这张照片了，但后来发现这是历史，还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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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2）
这幅照片随即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上千万张宣传画发行全国。之后其他媒介上也大量使用，纪念章、书包、笔记本、邮票，甚至茶缸上也有。拍的是黑白片，印刷时上了色。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上色水平还是挺高的，许多早期照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照片都被上了色，像画一样的完美。这对人们崇拜领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张照片的传播非常广，这次毛的招手比起不久前的7月16日毛主席在横渡长江后向群众招手时更具号召力，更为神圣，后果也更不得了。后人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这说明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是支持的。他把年轻的红卫兵、学生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这8次的接见之后，各地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风卷全国，同时开始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中央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这下，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串联的人数以亿计，停学停产，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
这次接见还是“破四旧”、“打砸抢”的开始。红卫兵们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当然也就有恃无恐了。北京二中的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接着，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荣宝斋、全聚德统统改掉。加上宣传工具的指点，很快就蔓延到全国。8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之后，以红卫兵为主体，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在北京开始了。短短4天之内，北京大兴县共打死了325人，其中22户被杀绝。后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了这次恶性事件。但全国的打砸抢运动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之后，“红卫兵”一词才正式成为公开的名词，毛泽东也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加上全国的宣传工具的全力开动，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满天飞，林彪、江青等也乘机推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当然，这个崇拜也是一个渐渐升温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到“文革”前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文革”之前就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在大量发行，各个级别的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大会不断召开，这也是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在第六次接见之后就开始对红卫兵们冷淡了。直到后来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文革”尚未结束，红卫兵便已经消失。倘若不是照片或其他记录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些事儿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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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此后，它不仅是战略武器中的“毁灭之神”，它更是政治讹诈的王牌。眼看着世界牌局上只有美苏两国在争“大、小王”，强人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明白，没有这东西，连小国英、法都比不上，连“红桃A”都当不上。于是他发出了温和的怒吼：砸锅卖铁也要搞出原子弹。原本要帮忙的苏联在1958年撤走了全部专家，致使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才上天，而头一天，赫鲁晓夫下台。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并试图与苏联改善关系，结果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冷漠，周恩来不卑不亢，力保尊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亲赴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意义如此之不寻常，那么记录这一重要历史瞬间的照片自然就同样不寻常。当时除了科技方面为留资料而拍摄之外，用于对外报道的摄影记者，只有八一厂的摄影队和从《解放军画报》调来的摄影记者孟昭瑞了。这一次，连新华社都没有名额，可见条件要求有多严。另一个原因是，原子弹主要的牵头单位是部队，因此由解放军派出记者也是顺理成章。当时孟昭瑞是军方派出的摄影记者，并不代表军画报。如今想起来，孟昭瑞觉得很荣幸的同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压力——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拍啊，万一有个闪失将无法交代。
从技术上讲，这是中国谁都没拍过的东西，几乎没有经验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没数。它到底怎么爆炸，冒什么烟，火球多大，怎么变化，能维持多长时间，亮度多大，如何曝光，还无法测光……一切都不知道，还要站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带拍，还得穿着白色的防化服，尤其是戴着几乎是纯黑色的眼镜，连取景都困难许多。若爆炸成功了照片拍坏了，那才真要“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当时是军画报的机动记者，经常跑重要新闻，单位和家里也就习惯了，这次又是。当时的社长高帆告诉我说，有个重要任务，你去找××人吧。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服从组织，听从命令。我搭着专机到了罗布泊的马兰—这也是后来起的名字，那地方常开马兰花。这里是实验基地，有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菜，没有水，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头，我们去的时间短，那些科技人员和战士们真的太苦了。戈壁滩上只有帐篷，风吹来立刻就被刮走。
保密是超级的。所有的参与人员都要按一类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来审查，要求人人有材料，个个有旁证，外调任务很重。能够去的人也是被告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横不传夫妻。曾有个笑话，夫妻俩都分别接到任务，结果谁也不说，到了基地互相认出来了，才知原来是同一个任务。
我用了林哈夫6×9的相机，还有120的禄莱，135的莱卡M3，因为不知爆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没用三脚架。1964年10月16日15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只听一声巨响，先是火球，在迅速地变化，然后一团蘑菇云升起，越升越高，十几分钟后云状散了，半小时后完全消失了。我就抓住了开始的几秒钟时间，拍了几张，最好的只有一张。就这样我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爆炸成功的消息早已发了出去，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发布了这个大好消息，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周总理连忙说，大家不要跳了，再跳楼板就会塌的！不仅是一个大会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了。
而孟昭瑞的胶卷却要在几天后才能运到北京，在军画报冲洗后交给上级。几天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但当时只署新华社的名义，直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这幅照片才开始署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