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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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逝世后，这幅照片发表时成了一个人的画面，1976年三位巨人同时逝世，发表时三人同时出现，那一年这幅照片卖得特多—在中国图片社门口，买照片的人们排成了大队，人们是怀念，还是有别的含义？总之，这幅照片进入了千千万万个家庭。这三人的照片还被印成了邮票，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至今安康还保存着这三个人在一起的底片，当然这是从那四个人中剪裁出来的。打倒“四人帮”后，人们终于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于是，这幅照片再次成为图片社的热销货，热销归热销，报酬之类的就和安康没什么关系了。从发表至今，安康没有收到过几份像样的稿费，而且熟人经常跟他要，他还得自己掏钱洗出来送给大家。
绝版的“四巨人”合影（2）
我当图片社副经理一点光也没沾上，净贴钱了。照片刚发表时还署名，后来就不署名了，说是要防止名利思想。那时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都发扬风格。当然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我还曾经接到过来信，说我拍了一张好照片，为人民办了件好事。我当然没有那么伟大了，这表明了人民对领袖是爱戴的。
十多年后，新的国情令各个领域的讨论向“实事求是”迈进了一步，这幅照片的反复修改，也成了有关新闻摄影真实性讨论中的典型案例。类似的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彭真在十三陵水库劳动》，这幅照片发表时有毛主席和彭真，“文革”时再发表就剩下主席在劳动，彭真被修掉了，修的技术还挺高，几乎看不出来。还有其他一些假照片，曾经无数次地发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当年发稿的编辑或者批准者现在已经无从查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怎样发表这样一幅重要的照片绝不是一个编辑或记者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通讯社里。
安康的摄影生涯比较长。他1925年生，是河北定州人，早年参军，先后在华北野战军、兰州军区，1955年去了朝鲜，后来到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再后来到新华社北京分社、陕西分社，之后到中央组，以后到越南分社，离休前在中国图片社任副经理。
当年他去部队搞摄影时，首长跟他说，干摄影就别想当官，部队里有各级首长，就是没有摄影团长、摄影旅长，选择了摄影就是选择了吃苦。尽管没有“摄影大官”，但一幅或几幅作品流传于世，成为经典，会使一个摄影记者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价值不亚于一个官。
大地颤抖中产生的摄影名作（1）
一幅优秀的伟人照片，出自领袖们专职摄影师之手和出自一般的摄影记者之手，其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袁汝逊拍摄这幅《周恩来赴邢台地震灾区》属于后者，是碰到的，是抢出来的，并伴着周总理的好名声成了传世名作。
中国发生过多次地震，只有1966年3月8日发生在河北邢台隆尧县的地震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极大的安慰，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的关怀。
1966年3月初，作为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的袁汝逊正在河北的临西县采访全国劳模吕玉兰，那是一个15岁就当上了全国劳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凌晨袁汝逊还在睡眠中，突然觉得房子在晃动，土渣直往下掉，摄影包上蒙了一层土。那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他还以为是战争爆发了。到了下午才知道是地震了。临西县距隆尧县200多公里，震感很强，袁汝逊也没多想，只想作为一个河北分社的摄影记者，去拍摄发生在河北的这一重大事件本是分内之事。于是他用了吕玉兰的车直奔灾区。
吕玉兰是全国劳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是临西县委书记。整个县里就一台汽车。他们平时下乡都是骑自行车。那时她还兼着东留善固村的支书。我们采访她时她25岁，还没有结婚。这一次是新华社系统地报道她，算是“首次隆重推出”。我们一起去了两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在这里采访了好几天，我已经拍了几十张照片，后来《中国青年》杂志用了封面，还发了10张通稿。县里接到电报说地震了，“损失严重”，县里知道了，吕玉兰也就知道了。我就根据“严重”二字决定要去。吕玉兰是书记，就向县里要了车，别人可能就很难要车了。文字记者没去，我和司机就出发了。
到了邢台地区，我就找了地委书记。我和他熟悉，他不在，其他人知道我跟他熟，也就对我很客气。我说想弄个车，工作人员说我们地委只有两辆车了。我说我只要一辆车。就这样换上地委的车我就向震区出发。一个钟头我们就到了。我到了白家寨时县委书记才告诉我说总理要来。
没多久，总理的飞机就到了。
据时任周总理秘书的周家鼎回忆：地震是晚上发生的。总理吩咐我通知空军准备飞机，天亮就出发。命令驻邢台的63军187师马上开赴现场救死扶伤。总理到了震区后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感动得老乡痛哭流涕。余震来了，房子嘎嘎作响，总理却纹丝不动。他一面下达命令救灾重建，一面安排专家们研究。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情，要让专家们总结教训，为以后的地震预报工作打下基础。
曾任总理卫士的赵行杰在地震时已经在河北任县公安局工作，地震发生后他奉命去做保卫工作，在这样的场合里见到老首长，心情别有滋味。他描述道：总理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小木箱上给老乡们讲话。他每看见一个人就问家里损失怎么样，能不能吃上饭，娃娃没人带的，要帮助带好。在白家寨村口，总理看见一口井，就问是不是苦水井，又看见一个妇女，总理问你家里损失有多大，妇女说：男人和孩子都被砸死了。总理非常难过地说，地震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失去亲人是很痛苦的。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有社会主义制度，拿出勇气来，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震灾。
9日上午袁汝逊到了邢台地委，从地委又要了车去隆尧县。早有解放军在路上忙乎，他没想到这么快！沿路都是救灾的车辆，速度很慢。等他到了震中的白家寨公社时，已经知道周总理要来了。让袁汝逊想不到的是，受灾人员早已被清理完毕，而那次地震死了一万多人！
当然那时是绝不公布这些数字的，包括后来更大的唐山地震，也是在国外舆论的压力下才公布的。官方报纸的消息只是说“损失严重”。袁汝逊自始至终没见到死尸，只见许多的破房子和一群群面无表情的人们。据说当时很多人都没有反应，只是惊呆了，否则早点动手的话还能救出不少人。
3月8日地震，9日上午10点周总理就到了。几架直升机和战斗机飞来，直升机降落在一片残垣断壁中，周总理进到战士的帐篷里，问这问那，还接过战士递过来的破搪瓷缸子喝水。现场除了灾民外，大部分是军人。总参的人拿着地图给总理讲，周围百姓们很是感慨，既为失去家园而悲痛，又为国家领导人的关心而感动。总理到了群众中间，站在一个木箱子上讲话，他说：这次地震来得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中心，20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家庭都有损失，我们对天上的情况掌握多一些，对地下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付出了代价……
去抢险的63军187师的政治部主任刘纪斌是我在朝鲜战场的战友，随总理去的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也是我的上级，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李静也是我的上级，所以我可以接近总理。我拍了总理视察的全过程，包括他站在木箱上讲话的镜头。
当时有个新华社的记者吴元柳是跟着总理坐飞机去的，地面上只有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我用的是莱卡M3，总共拍了两卷黑白片，我边退边拍，抓到了总理和群众在一起紧锁眉头的照片。拍完后我把胶卷交给跟总理来的吴元柳送回总社冲洗。周总理只在灾区呆了两小时，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继续在那里呆到20号才回去。总理走后，总社的5个记者才赶到，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说这是在河北，是我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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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颤抖中产生的摄影名作（2）
文字稿很快就发了。但照片送到总理那里被压下不让发，理由不知。我想，一是总理一向不愿意突出自己，二是灾情不宜公布吧。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第二天新华社就发了这三张照片。此后这三幅照片被多次使用，一般提到周总理去邢台视察的照片，就是这三张了。
据解放军讲，部队到了后百姓们还没救人，也没有哭声。军人们说快救人哪！人们才反应过来。由于地震时是凌晨，许多人是因为憋尿而导致膀胱破裂而死。这是在唐山之前最大的地震，据说500年一遇。我在拍摄时，还有余震。后来唐山地震时，我就有了经验，马上要车去北京周围看看，寻找震源。走到通县时被告知是河北唐山地震，而我那时已经是北京分社的记者了，无法去，很是遗憾。
也许，感到遗憾的不止是袁汝逊，后来的死了25万人的唐山大地震中，就没有看到更为震撼的照片。
邢台地震两个月后，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16”通知发出，中国政坛的地震也开始了。
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1）
毛主席曾经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每次都有百万之多，想想看，那是多么地壮观啊！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青年人招手，那只手具有怎样的号召力啊！就这样一挥手，数以亿计的人们被卷进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说是文化革命，又何尝不是在革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的命啊？但是这些感慨如今只是一种事后的无奈，处在漩涡之中的人们当时即使看出来也无法左右形势，更何况自身难保呢。
但是，摄影家们有意无意间就记录了历史，使我们现在有机会来回顾那段岁月了，这才是我们在浩劫之后能有的一点点欣慰。就这一点来讲，摄影家对社会历史的贡献真是大大的。现在让摄影家吕相友给我们讲述照片的故事。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1966年，“文革”已经开始，8月18日，首都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各地的群众。当时我们不知道，只是按要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毛主席早就到了！
原来那天毛主席就是到得早。此前的背景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成定论。人们开始抢购“毛著”，各地的红卫兵陆续到北京集中。于是毛主席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预定在早晨7点半开始，红卫兵们凌晨一点就开始往天安门走，而毛主席在凌晨5点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天安门上。为什么这样早？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夏天热，早晨凉快，而且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