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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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我拍了3张，而其他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高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了。画面中的那个人叫王海力，是个铁路工人，他用手指的血写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您！”人们看了都很感动，纷纷和他握手表示敬意，大家一起高呼：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跟你一块流血！那情景真是感人。我后来的标题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广场很平，没有高角度，我就举着相机，往后仰了一点，还稍微拍得广一点，以保证画面完整。那个人已经被人们抬了起来，坐在人们的肩膀上，这才显得他很高。这样“盲拍”的照片还可以，我挺高兴。我用的是国产代代红21定黑白片，光圈是，速度1/100秒。
4月4日拍了以后我回去休息了一会，晚上又出来了。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少多了，满广场都是便衣—他们都穿军大衣，很容易看出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没打手电，也不敢锁车子，干脆就推着车吧。这样边看边走，到了12点，开始有紧张的脚步声，有人收花圈了。我看见有人在念诗，当时就有几个人给按在地上了。我就赶快跑，但东西北三个方向都被封了，我只能往南边跑。围封的人群里也有好人，告诉我们说：快走吧！就这样我从包围圈里逃了出来，赶回家就冲胶卷。而那天晚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第二天是4月5号，人们发现花圈没了，才有“还我花圈”的愤怒，导致情绪进一步激化，这就是“四五运动”。
后来听说，4月4日晚清场时有不少人被抓，也有人自行车锁了，被按车号追踪抓去，我们算幸运的。我冲了胶卷后就交给我妈妈了，她又缝在我的小外甥的旧棉裤里，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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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2）
由“四五运动”引起“四月影会”，由“四月影会”引起一大批中青年摄影家的崛起，这在摄影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准备悼念周总理的展览和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的过程中，这批青年摄影家已经显露出他们的才华和敏感。在1979年4月他们的作品首次展览时，则标志着他们的群体力量开始形成。这个群体对当时的传统力量是个巨大的冲击。整个过程中，王立平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很有“老大哥”的味道。因为在对外公关、协调各方关系的过程中，青年摄影家们难免有过激的想法，而王立平的策略是柔和委婉，把对立的状态降到最低程度。现在看来王立平确有他的过人之处。
从广场拍回来之后我就冲卷，当时没敢放大，因为风声很紧。我们厂里有很多废胶片，那时大家爱做镜框，我就找了些废胶片故意剪成有片头那样的半圆状，卷回暗盒里，如果有人查，就说已经曝光了。这一切都做好之后，我就出差去海南了，为了逃避，我故意在海南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个半月。去海南的火车上我就听说###是“反革命事件”，心中暗暗庆幸我拍到了历史的一瞬间了。我出来前跟家人说，绝对不能交出来，那样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会按照片去抓人。
我从海南采风回来之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肖远问我，你去了广场没有？去了。你拍照了没有？拍了。被别人发现没有？应该没有。那你就咬定没去。就这样，我又被保护了。我们厂的老导演于村曾经在拍摄时帮助过我，我的母亲也冒着风险替我藏胶卷，所有这些，说明成功的荣誉不应该记在我个人的账上。
我的这些照片首次发表就是在悼念总理的展览和画册上，那次用了我的18张，后来新影的纪录片上用了24张，总共获得了400元稿费，在当时这也将近是一笔巨款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自己用，因为这个钱来得不易，是有人流血流泪的情况下，是人民大众的民心所向的体现之下，我们只不过赶巧纪录下来而已。所以这笔钱我几乎都用在了四月影会的活动当中了，比如给大家买点汽水、包子，买点展览用的绳子之类，王志平（“四月影会”的###之一）比我付出的还多。
这些底片的下落是个问题。在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时，底片都交了，后来新华社也复制了一部分底片给我们，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张原底了，因为就这一张拍了3张。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几经辗转，磨损得很厉害。但我认为，就这个事件来讲，它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也知足了。
“四月影会”连着举办了三次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这批青年摄影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后来这个团体改名为现代摄影沙龙，再后来又改为当代摄影学会。每次改名都更加理性，这些工作王立平都参与了。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王立平必须在他的本行—音乐上有所作为。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甚广，结果一个音乐家的王立平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而摄影家的王立平则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尽管这样，王立平的摄影情结并没有消失，至今他还没放下相机，屡屡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摄影活动的现场，手里举着最新款的数码相机。我在他的抽屉里看到，起码有4台数码相机，家里的苹果电脑中存着他最近出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从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的岗位上退下后，王立平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而且是专职的，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如今政务缠身。他还创建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保护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家的合法权益，如今，这个协会的收入以每年数千万元的速度增加，再次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见过王立平的人会发现，他很好相处，性格开朗，多么大的事情，他总是娓娓道来，充满智慧。总之，你会觉得，他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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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1）
如果说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期间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凑热闹、发烧的角度在拍摄的话，那吴鹏、王立平、罗小韵、李晓斌等一批“摄影有识之士”就已经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了这个重大事件的含义，认识到了必须用相机来记录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将个人的安危搁到了一边，拍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照片。
吴鹏是个大“烟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且只抽一半就掐了，让我这个不抽烟的看着好生浪费。他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坐在到处都堆着照片的办公室里，一向不爱说“这些事”的吴鹏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我有三次差点被抓进去。
1976年4月2日，有个便衣跟了我很长时间了，最后他抓住了我，要收相机并且让我跟他走，还在广场上当场审问我。我就不服，跟他顶。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本来我在拍照，大家以为我是便衣呢，这下大家认为我是“自己人”，马上就对我好了，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这一次是大家救了我。
4月3日晚，正好“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那首诗刚贴出来，大家都在那里朗诵和抄写。我也在拍，晚上9点多钟，突然一大批士兵和警察们把大家都围上了，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正好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都动不了了。这时警察开始调来后开门的吉普车开始装人，一次装几个，我尽量往后褪（音tun），结果就成为第三轮被装的。这时纪念碑北侧又有情况了，有人在喊，从我们这边调兵。走了一拨儿又来了一拨儿新的，到该带走我时只有五六个人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问：“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你快出去吧！就这样我又逃了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4月5日，就是被命名为“四五”的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我也在广场，突然有很多士兵和警察出现，并从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大家都在跑，而且都是朝着南面稍微宽松的方向跑。我也跟着大家跑，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当时有个北京冰箱厂的工人（那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尽量避免问对方的名字和单位）建议往南跑，结果到了南边，南边也有人封锁，正好有一辆20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车子赶快走，我们几个人就借着汽车的屏障跟着车跑出了广场，就听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后来市公安局里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总共有三大麻袋。那里大部分是从各个照相馆里没收或从各处搜集起来的，好多是人们在天安门的纪念照片，而其中就有我的，可见我早就被盯上了。当然后来我能看到照片，说明对这件事已经是平反了。实际上，像罗小韵、王立平、李晓斌我们这些人，早就知道不能到照相馆里去洗，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自己都会冲洗，所以关键的照片就这样留了下来。
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于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就赤膊上阵了。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感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
那会儿我用的是基辅相机，我开始学摄影时就学修相机，所以对相机比较了解。买来10米或20米电影胶片自己装盒。我第一次去广场是1月8号。刚一听广播知道总理逝世我就去了广场。那时人还不多，所以拿相机的就很显眼。我那时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我宁可上夜班，腾出白天来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我在拍的时候有人问是哪里的，我只好说是铁路局的，因为也没有别的办法。有时他们盯我，说别拍了，我就收起相机。走了一段他们看我没动静，就不跟我了，这时我又拍了。从1月8日开始，直到4月5日，这期间我去了许多次。可能是这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3月以后，几乎天天去。
这幅《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4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我也很奇怪，那天我下午4点就回家了，我住崇文门附近，先把卷冲了，然后又去了广场。这些底片现在还存着，当时家里人很支持，嘱咐我藏好，我就放在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还有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