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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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2）
他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作出解答的。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这天，外交部开了一上午的会，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的各种对外应对方案。中南海也在不安地等待着出逃的林彪会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发表声明。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回忆：
12点会议还没有结束，突然，一位值班秘书就拿着特急电报，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直奔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身边，姬鹏飞部长看着这封特急手抄电报，看着看着他露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出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后，这份急电被送往中南海。姬鹏飞要王海容给总理打电话，但回答说总理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按习惯要至少4个小时才能醒来。这时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这份电报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
接到林彪飞机起飞的消息后，毛、周立刻作了各种准备，包括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大会堂新疆厅开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给全国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9月14日上午，总理下令在北京附近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并于当晚进入预定地区。主要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因为苏联在中蒙边境早已陈兵百万，要以防万一，毛泽东甚至从中南海搬到了保卫措施更为严密的人民大会堂。
许大使本来要派二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看。由于那时的通讯实在不敢恭维，加之事态严重，许大使迟迟得不到国内指示，只好不断地向蒙方解释说“国内没有指示”。而蒙古方面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我使馆人员何时动身。一直到下午6点，国内终于来了指示，说要许大使“携随员亲赴现场”。
孙一先回忆道：
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
飞机早已解体，机尾上有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和“256”字样，断裂的翅膀上有“民航”二字，不用说，肯定是中国飞机。共有9具尸体分成三堆，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岔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难以辨认，衣服被烧光，躯体完整，只有骨折和皮肉挫伤。由于时间过去已有60多个小时，个个肿胀得亮晶晶的像个蜡人。个个没戴手表，没有鞋子，像是飞机迫降前作了准备。我还发现飞机翅膀上有个大洞，当时是军事对峙状态，我立刻就想到是否有导弹袭击的可能？
许大使的相机交给了沈庆沂（后任驻蒙使馆参赞）用，孙一先自己带了莱卡相机，这样两个人就分别拍照。当年在国内广为传播的飞机残骸和尸体照片就是这两个人拍的。但事实上，他们到现场时已经是第三天了，而在9月14日、15日上午就有苏联人和蒙古人去了现场，苏联人在第二天就拿走了主发动机和黑匣子。由于当时他们不知道死者是谁，所以对尸体没兴趣，只是后来有所怀疑才又来挖出了尸体进行检验。
孙一先回忆说：
我们来现场之前的第一反应是：可能有美国或者台湾的侦察飞机冒用我们的名义，涂上中国飞机的徽号，借以挑起中苏、中蒙之间的争端。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明明白白是中国飞机，9个人全部死亡。侦察机上哪能有那么多人？我开始和小沈一块走，我拿着相机，他拿着许大使的相机，我俩边走边拍。后来小沈跟着许大使走，我就到别处拍。
天色已晚，我们拍了一些之后，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们又来拍了一些，正面拍，把尸体翻过来再拍，特写，局部，还有一些纸条书本之类的，现在看到的那些尸体照片就是第二天（16日）拍的。
从现场回来后，按外交部的指示，使馆派孙一先回北京汇报。孙一先就带着他们拍的胶卷和文件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
使馆决定让我回国汇报，为了安全，又让中国在蒙公司的一位译员陪同我一块回来，我们俩坐在包厢里，由于那时两国交流少，整个软卧车厢里只有我们俩。窗外苏军比以往更多了。到了国内的二连浩特，我方的军人也比平时增加了许多，有熟人告诉我，现在是一级战备！我仍然没有把飞机和这些迹象联系起来。
到了北京站，我看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和他的秘书王万慧在站台上，符浩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就是接你来的！我一个二等秘书，用得着大主任来接？更弄不懂的是，直接把我接到外交部招待所（今北京华风宾馆）住下，嘱咐我不许与外界联系，不许与家人联系，见了熟人就说是送文件来的，马上就走。算是“软禁”了。我把带来的胶卷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自己洗洗澡就睡了。刚躺下没多久，有人敲门，一看是王海容。她是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毛主席的表侄女，是司长里惟一的外交部党组成员。这样的大人物夜里来见我？王司长说，跟我走，去人民大会堂汇报。我很疑惑。时间已经是半夜，我坐在汽车里，穿过长安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非常迹象。汽车开进了大会堂，我一进去，发现周总理在那里正给什么人交代工作，我又一次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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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3）
总理让我拿着照片和提纲汇报，谈到飞机残骸时，总理没多大兴趣，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当然也有几天来的疲劳所致）。但看尸体照片时却来了精神。非常仔细地看，尤其是5号尸体（那正是林彪）。对我们向死者默哀的照片则不屑一顾，扔到一边。这已经是9月22日的凌晨了。我带去的照片大概有200多张，还有绘制的一张飞机坠落的示意图。虽然周总理很快就做出了飞机自行坠毁的结论，但是还在事后找有关专家验证了几次，包括到西郊机场察看同型号的三叉戟飞机。
给总理汇报完之后，我又到外交部和孙秀娟一起洗照片，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洗照片。一批一批地洗，写说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使用。10月3日，仍被“软禁”的我接到电话说让我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韩念龙副部长念到【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脑袋嗡的一下大了，怎么会是他呢？！那几具尸体的照片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的防空系统也是够薄弱的。当飞机进入时，无论蒙古还是苏联的雷达站都没什么反应，只有蒙古的边防站天亮以后报告说凌晨2时发现一个飞行目标从二连以东的414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时已经是9月13日下午4时了。而在这一天的中午，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苏联方面对事件密切关注，据后来的报道披露，他们准备了四大箱子文件，里面有数十位中共高官的材料，都是近年来从政坛上消失的高官。于是苏联人又来到了现场，这次是包括克格勃、法医等专家小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割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和女尸的头颅，在锅里煮掉皮毛，拿回去对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的档案，从而得出林彪就在这架飞机上的结论。
孙一先讲：
我拍了7个卷，沈庆沂拍了3个卷，回到使馆，为了试验效果，我先把小沈拍的一个卷冲了（那时我们没有彩色卷），放出来效果不错，这下放心了。这一个卷就留在了使馆。使馆里都有冲洗设备，另外9个卷就带回了国内，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她是很专业的，外交部的设备很好，除了对焦曝光以外，其他都是自动的。那照片清晰极了，我的相机也很好，是新型莱卡M3的。我拍了许多尸体的特写，包括飞机上的大洞，每个尸体都拍了2－3张，还有埋葬的过程，边拍边步量距离（早先我在军事学院学过简易测量），我还带了指北针，根据这些“数据”绘制了现场草图。中央开会的时候把这些照片放大了十几套，后来更是放了无数套。
照片的底片现在都在中央档案馆，我离开外交部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交了，那时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根本不考虑自己留什么档案之类的事。这件事的后果之一是从此在驻外使馆里配备了电影机和电台。而当时我们就缺这些先进东西。我后来总结这叫“时代性的遗憾”。
这些照片在1980年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时才发表了一部分，当年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里有许多孙一先和沈庆沂拍摄的照片，当然也不会署名的。所以至今许多人不知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也不会有稿费之类的事。孙一先后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从此穿上了军装。如今退休在家。毫无疑问，这件事是他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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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握手（1）
握手，这样一个人间极为平常的礼仪，如果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这一握，甚至可成为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标志。中国和美国、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就是这样的一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据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的回忆，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一失礼行为时（指杜勒斯拒绝与中国人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罗杰斯（时任国务卿）和我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前我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忘记了。……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历史性地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为了这次空前的会见，摄影记者们也作了大量的准备。###回忆说：
2月21日清晨，我早早地起来了。车子来接我去机场，我看时间还早，就让司机拉我到西花厅。总理的背影在前院弯曲的长廊里慢慢地移动着，又是一夜没睡。我说，总理，今天中外记者一律拦在离飞机20米远的地方。总理问：你呢？你在哪儿？我说我也一样，拦在远处。总理又问：有多少记者，挤在一起怎么照？我回答说有100多个记者，我们搭了个阶梯式的架子，人在上面谁也不会挡着谁。总理又问：老杜，这次的接待方针知道吗？我说知道，这次的方针是“不卑不亢”。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飞机还没停稳，所有的眼睛就都贴在了相机上。我用的是莱卡相机，还有一支长镜头。舱门打开了，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