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如刃的边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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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只有无可奈何地站着。
约好酒店订了一条小型游轮（游艇太小）后，立即睡觉。
下午两点，八个窗的加长凯迪拉克已经等在门口，告诉司机不必再戴那个严肃的帽子，向渔人码头进发。
香槟冰得恰到好处，虽然是普通的Piper…Heidsieck Brut Cuvée Rare，但年份却是1987年的，专门纪念亚龙湾的劣啤酒。
还未喝完两杯，已经到了码头，全白的游轮赫然等待。
“先生，您想去多远？”递过香槟，美丽的希腊女船长微笑。
“到我手机收不到信号的地方。”
那天，我们离开瓦胡岛，向太平洋深处航行了十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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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凌晨4：50，田林六路的生煎包
上海，一个说不清楚的城市。
黄浦滩头老式的殖民建筑，衡山路上雅致但造作的酒吧，新天地里有聊无聊的人流，淮海路两侧古老的梧桐——当然少不了人行道上顾影的美女……
去上海，少说有一百次了吧，加起来，生活过的时间至少有两年，从二岁开始。
三十岁前，很多时候要在风雨中赶路，为生计，也为了一个不知有无希望的将来。
在一家香港人开的美国公司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拿着份交了房租后勉强够喝杯扎啤的薪水。但实在忍不住红尘的诱惑，所以尽量想多挣一些。不过想想上海人有多精明，就知道基本上诸多财路被堵死。
好在人还不笨，而一个美国佬投资的大项目（现在看也是平常）居然就需要我这种“什么都懂”，但“什么都不精”的角色来负些责任。
于是就有了每月在北京一周、上海三周、广州度过余暇的一段时间。对了，好像一两个月还要去香港总部汇报一次工作，在远到扑街的青衣。当时觉得能去香港是件很牛逼的事，现在看起来绝对是*得没救了。
不过，那段海上的日子，倒值得怀念。
因为负责项目，有一点招待的权利。自问是对得起那班上海香港佬，所以想喝酒的时候，不妨小小地假公济私一下。当时最喜欢去捧场的是高安路上一间小小的酒吧，老板娘三十四五岁，是一个退役的模特。虽说不算风情万种，但绝对看着饮得杯落。生意不是特别火，倒也总有一班拥趸，基本是一些外企的上海青年，白净消瘦，故意在晚上穿着领带齐整的西装，喝那种淡出鸟来的啤酒。老板娘倒也左右逢源，对他们不温不火。
我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偶尔有广州的朋友或大学同学来带他们去那坐坐。我们大都不肯喝那些水一样淡出鸟来的百威，于是每次同去时，必开一、二瓶普通的威士忌，前半夜在默默地对饮，看着一众聒噪的沪下小生和*下酒。下半夜人去楼空时，加上酒精的鼓励，我们说话的声音也会大些。而老板娘也偶尔会加入我们的谈话，有时会送上一碗自制的云吞或粗炒面给我们垫肚子，居然会有久违的家的感觉。
一天，收工特别晚，老板娘也赚了不少（我和哥们就喝了两瓶黑牌），一时兴起，说阿弟，我今晚带你去吃最有名的生煎包。于是一干五人，挤在伊狭小的高尔夫轿车里，向田林新村进发。
——田林新村，田林六街，凌晨4：50，一个居民区的普通早餐档刚开档的时候。
——3元钱，十个生煎，放在廉价的黄色草纸袋中。
——舌头被烫到了，汁水满手，顺便擦在衬衣上。
大概六七年前的此刻，吃了平生最美味的生煎包。
一个星期后，我搬出公司包的那家破宾馆，在田林新村住了近六个月，干掉了不下于一千个生煎包，然后辞去卖不干胶的工作，顺便与上海暂别。
再回到上海以后，无论梅陇镇里的圆苑酒家，永安百货的鲜墙房，还是金茂凯悦顶楼的上海餐厅，都没吃到这么好的生煎。
（2003…6…23清晨于上海金茂凯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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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凌晨做爱的人
从机场到酒店是五十分钟。从酒店到机场是五十分钟。
昨晚夜浓香，丑时已过，昏昏睡去。五点刚到，就被电话铃叫醒。
这样的日子，早已经习惯。打开窗帘，双子塔的光线冷冷两片。今夕何夕？居然忘了深处热带的国度。
司机拉开车门时，还打着哈欠。老痞士早已端坐在后排，烟头明暗起伏。他身材高大，两人坐在加长的轿车后面，并不觉得宽松。
这个在沙田当了三十年的老差骨，早过了半百，但每晚喝起酒来能叫我讨饶。昨晚同一干马来西亚的同仁乱喝一气后，轻易打发掉他们，两个意犹未尽，在文华东方酒店24楼 的俱乐部继续举杯。旁边最近的就是世界最高的双子塔，开满灯光，着实了得。一直呆坐着，双塔从灯亮到灯熄，岑寂如心絮。
再夜点，眼光浮沉，恍然间，雪茄伴香粉袭来。好像是俱乐部的老板，后面环肥燕瘦，群莺轻舞。同每位佳人干了一杯，仔细看，出奇的年轻。好像有马国的、印度的、寮国的、越南的。其中最活泼的一个自称是缅国的，但说一口流利的粤语。
实在醉了，无福消遣，告辞回房——全酒店最好的第二间套房，估计可以同时住五十个人，但我两天加起来在里面没有超过八小时。
汽车开动后，只数分钟，就驶出市区。在高速公路上，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一部车但很快被我们抛下。顶级酒店的司机就是醒目，把车开得稳稳地，一声不出，连音响都没打开过，而我们两个都是讨厌在清晨坐车时听任何音乐的人。
黑色的房车像一条黑蟒，无声地在灯下滑行。
老痞士打开窗户，正要点烟，电话响了。虽然我们的手机永远是24小时开机，但此刻，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不是一个适当的通话时间。
老痞士窃窃私语，好像在克制，又好像在劝解。没有兴趣去听他说什么，但最后两句话自动进了我的耳朵：“I am sorry； but you see I am on my way to catch the flight at 5 o'clocks in the morning； and that is my life。”
放下电话，他似乎闷闷不乐。掉向窗外，打开窗户，点上第三支烟。“This is my life； you see it〃。
两人无语。数分钟后，他粗鲁地把烟头丢出窗外，但顺手又掏出另一支。他突然好像记起来我也是抽烟的，很抱歉地把烟盒递过来： 〃I am sorry； do you want one？〃
〃Oh； thanks； I can not do it in the morning。〃 〃CANNOT do it！〃 他鬼鬼地笑了：“So my brother； can you do sex in the morning？”
一笑了之，没有答他。
“You can not do it； but I can！”他得意地大笑。
（2003年9月）
4、迟到了十五年的聚会
三绝诗色酒，一剑归去来。——拔刀斋
已经很久了，没有遇见这样的对手；
已经很久了，没有遇见如此的兄弟。
日子总在流逝 街市依旧太平。每晚九时，星吧的酒旗总在古典地招我。
永不沉沦，我端坐如风，在那二十平方米之中。三绝之内，从未有任何人事让我危襟一言。而昨夜，一切骄傲划上了句号。
怜花并未成为此夜的主角，我也不喜好用清秀俊朗来形容一个男人。折服的是他的文章和苍白容颜下一颗敏感易乱的心。文章不必用锦绣来形容，但每读之下有拔剑长歌的冲动，无论他笔下的季札、无花还是那口寂寞的长生剑。
前天初会时，我们曾经巧妙地过了一招。范山兄和78兄温厚地为迟到了十五年的相遇微笑，怕没看出其中的烽烟——傲气是男人必备的品格。杯酒之后，他放下了长生剑，我收回了离别钩。“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怜花这一个疏落的浪子，虽清秀如书生，那一剑的风情，必动江湖。与怜花比，我只有做一个六道门里的捕快，包好那把“离别是为了相聚”的铁钩。
范山兄一反平时的冷静，全无战局之下千军万马唯我独尊的风度。用近于自杀的方式饮酒、放歌、击节。我很难同城府厚重的男人交朋友。这夜，我看到了我渴望看到的友情。也理解了他为朋友所付出的常人所不能付出的七百个日子的青春。我很嫉妒被他窝藏包庇的“罪人”和被他爱着的兄弟。
主角登场，必然与众不同。
每次见到伟正兄喝醉，颓然倒下，必想起“推金山，倒玉柱”六字。如果说怜花的长生剑让我收起了心中的杀气。那这位仁兄则毫不留情夺去我心中一直引以为傲的光荣——诗词。自问在这方面有整个少年时代的功力，即使面对范山这样北大中文系的才子我也不为所动，一路狠赌，用李杜把他灌醉。但在伟正兄面前，我数次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唐诗宋词已是小儿科，汉赋晋书才显功力，如果我不认输，恐怕会一直拼到《天问》、《离骚》或翻出王力的《古代汉语》再战江湖，不过那样，就很无趣了。
唯一能从伟正兄赢回来的是酒。这厮每诗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歌。而且绝对不放弃向任何人（尤其是美女）展现其绝活：倒立喝酒——两百三十斤的块头，用左手稳稳地托住地面，右手满满的一杯（可以是红酒，可以是干邑，但经常是二锅头），坚定缓和地饮下，不漏一滴。明明郭大路一样的糙汉子，却学会了燕七的精致，真是不可思议。
伟正兄天生与酒有仇，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成为干杯的理由，只想把自己尽快干醉。所以任何人只要略有酒量，顶得过他清醒时的头三杯，都可以胜他。他昨天对我说：我这个人不好功利，只求痛快。我深以为然。酒后他说唱歌吧，全不顾周围柔弱的女生，径直放歌。《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国际歌》……
说起国际歌，不妨用十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和一个从未谋面的同学做结。那年六月，我们接到学校的“停课通知”后仓皇逃回家乡，一个月后，所有毕业年级的学生又在收到另一份“毕业分配通知”后迷茫地回到燕园。那段日子，每天在会议和“反省”中度过，所有毕业生心中都积压着郁闷和悲愤。终于毕业证拿到了，我们沉积的心火也随之爆发。那天傍晚，在三十六楼（中文系女生宿舍）门口，六月以后多云阴郁的那段日子，进和我买了两箱啤酒，全部打开，每隔一米一瓶排列了二十多米。所有路过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毫不犹豫地对瓶子灌酒，然后把空瓶在人行道上一一砸碎。也许动静太大，三十八楼楼上也向下砸瓶子，然后大勇一干中文系八五的孩子抱着吉他下来。圈子越聚越大，人越来越多，所有的歌曲我们都唱遍。但最不能忘怀的是《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那是*年七月，六月过后的一个月，也是我人生结束少年血气的最后一次疯狂。
那夜恰如其分地停电，所有八五级即将毕业的同学在烛光下从三十八楼漫步到三角地，图书馆，北大南门，同我们挚爱的燕园和热血的青春作最后的告别。
5、 输（1）
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
骑最劣的马，杀最狠的人。
十七到二十一，屁大的时候，把这几句话当成座右铭。但后两条基本是扯谈，那时候上哪去找马骑？杀人更是笑话，拍了学校西门外的小晃晃一板砖，被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