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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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来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富兰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请相信，我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之所为与人之荣誉和对我王及我国的职责是完全相符的。这一点必将大白于天下，正如它们现在就已为此间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样。我发现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点他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点东西，但没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韦德伯恩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讦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读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它愤愤不平，柏克认为韦德伯恩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舍尔伯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普利斯特里则气愤之极，后来在接待室里当韦德伯恩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希普利在这一年里所写的《早已想说的话》中批评政府对麻萨诸塞的政策，赞扬“北美是世界上仅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捍卫者”。
在美洲，由于富兰克林的副手和预定的继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这一职位，对于富兰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颇为不满，甚至写信告诉波士顿方面说富兰克林颇受英国大臣（甚至包括希尔斯伯罗在内）的影响，得到麻萨诸塞激进派的应和——他们早已认为富兰克林的立场和斗争方法太过温和。但关于1月29日听读会的消息传到麻萨诸塞，所有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敌对者的谩骂攻讦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职后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麻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议会在伦敦的事务。
★最后的忍辱负重
1774年，英国当局在绝不准备让步的前提下，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强镇压。这5项法令是：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麻萨诸塞自治的条例，即取消麻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长任命；新驻营条例，扩大了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司法权条例，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激到了最高点，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1772—1774年，从麻萨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经演变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的通讯委员会；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会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远在英国的富兰克林，始终心系自己的祖国——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此时的他已对英国内阁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维持统一的英帝国的宿愿，他仍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他一面认为从英国国会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柄；他一面告诉妹妹简，他再也不愿见到英国官吏，但在内心深处，劝说或推动当政者改变政策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泯灭。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在布莱舍尔姆斯通乡下度夏回伦敦的途中，经过肯特郡时，顺访朋友约翰·萨金特。萨金特告诉富兰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勋爵期待他们两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们又被告知，卡萨姆勋爵想见富兰克林。
第二天，卡萨姆到斯坦侯普家将富兰克林接到黑斯——卡萨姆勋爵府。富兰克林在这里受到礼遇，卡萨姆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细询问了殖民地的近况，谈到当局对麻萨诸塞采取的措施，言辞间颇有不以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富兰克林抓住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英国的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纠正目前内阁的错误作法，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卡萨姆赞许富兰克林的如此愿望，但认为共同反对内阁难以做到。因为英国的不少人认为北美殖民地企图独立或至少摆脱航海法的约束。富兰克林则否认了殖民地有独立的意图，但指出目前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萨姆同意对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应该加以修改。
不论卡萨姆是从统治手法和统治后果的选择来考虑，而富兰克林则是出自真诚的政治理想，两个人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设法恢复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点就成为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
9月，英国国会改选，其人事变动决定了它仍将遵王室的意图行事，而英王乔治三世在7月份接见了刚从麻萨诸塞来到英国的赫金森，听说封锁港口的决议生效，从而使波士顿人感到沮丧、不日即将屈服的消息后，自以为高压措施已经奏效，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处境日益艰难，内阁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认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误会的根源。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以避免被捕。但使双方达成和解的希望支持着他继续留在英国。
11月17日，富兰克林的侄孙约赛亚·奎恩西从波士顿来到伦敦探望他这位下同凡响的舅爷。奎恩西和一般的波士顿人一样受到阿瑟·李去信的影响，曾经一度怀疑富兰克林亲英。但见面后不过两个小时，奎恩西心头的疑云已散。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富兰克林的思想“明确而大胆”，“他和我一样对美洲自由的胜利满怀希望”。奎恩西在伦敦期间和富兰克林相处得甚为融洽。11月24日下午，富兰克林和普莱斯引见奎恩西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富兰克林还带侄孙到“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参加其活动。12月初，富兰克林原拟邀请奎恩西同去希普利主教家去度圣诞节，但没有去成，因为在那前后他们没能见上面：奎恩西到巴斯和舍尔伯恩家去了，富兰克林却留在伦敦。1775年1月17日，奎恩西在斯蒂文森夫人家同夫人及其几位女友为富兰克林祝贺他踏入人生途旅中的第70个年头。几天之后，奎恩西病倒了。富兰克林的医生也是朋友福瑟吉尔前来为他治疗，并将他送往伊斯灵顿休养。
奎恩西不知道，在他旅英期间和富兰克林短时间分开的一些日子里，富兰克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为弥合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嫌隙的最后努力。
除了同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外，富兰克林还和另一批同卡萨姆怀有类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事情的起因却始于富兰克林同一位女士下棋。
11月初的一天，富兰克林在皇家学会，一位会员雷珀先生找到他说，有一位小姐很想同著名的富兰克林先生对弈，并自信可以下赢这位科学家，所以拜托他代为联系，请富兰克林到她家中去。雷珀接着解释说，这位小姐是豪勋爵的一位姐妹，她有一些熟人，一定会使富兰克林喜欢的。富兰克林听了后，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回答说自己已经久不下棋了，如果雷珀先生和豪小姐认为合适，他愿意奉陪。
当下，雷珀将豪小姐的住址告诉了富兰克林，请他尽早去，而且不需要进一步的介绍。富兰克林答应了自己直接去，却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己上门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弈。因此，他不禁延搁了些时日。直到30日那天，在皇家学会的选举宴席上，富兰克林又见到了雷珀。雷珀提起他上次的允诺和没有守约的事，并请富兰克林指定一个日期，他去邀约富兰克林一同前去豪小姐家。富兰克林被雷珀一提醒，不觉有些发窘，便答应在第二个星期五（12月2日）一定前去。
到了那天，雷珀果然约请富兰克林去了那一家，豪小姐已等在那里。几局棋下过后，富兰克林感觉出豪小姐谈吐通情达理，举止优雅怡人，于是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几天后再来造访。富兰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位新相识——一位淑女——的背后竟有着迫切的政治图谋。
原来，富兰克林的朋友福瑟吉尔又是内阁中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的医生。达特茅斯企图通过福瑟吉尔和富兰克林取得联系，福瑟吉尔同意了。福瑟吉尔完成这项使命的伙伴是和美洲做生意的教友派商人、银行家大卫·巴克利。巴克利有一个在内阁中任大臣的朋友海德勋爵——前外交、邮政官员，现任兰开斯特公爵事务大臣。他们的安排似乎是通过富兰克林和豪小姐下棋这一“偶然事件”，给豪小姐之兄弟豪勋爵以机会和富兰克林交谈。因为达特茅斯以其阁员身份，不便直接同富兰克林接触。而豪勋爵的长兄在美洲的乔治湖被法国人杀害，麻萨诸塞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他的另一个兄弟威廉·豪爵士将军曾在路易斯堡和魁北克作战，现为国会议员、海军上将，他希望和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并通过富兰克林和殖民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曾备受内阁诽谤和羞辱的富兰克林，现在在英国成为空前重要的人物，阁员、国会反对派、商人、学者全都瞩目于他，希望他拿出摆脱目前恼人的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在富兰克林第一次同豪小姐下棋的前一天，巴克利就拜访过他。巴克利希望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和英国和解的条件，但富兰克林认为已无和解希望。然而豪小姐也逐渐地参与了进来，在下棋的同时，她小心地把话题引向英国同殖民地的关系。她说：“对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争端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可不要打内战。”
富兰克林说：“他们应该相互亲吻，成为朋友。吵架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