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凤凰1996-2006-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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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你不能让一个人既当班长又当师长，我就是这种情况，我一方面要疲于奔命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另一方面要让我想明年的工作要怎么创新，这是不可能的。到最后，你就变成了一个生活不健康、不平衡、不正常的人，他在上面说话就很可疑。当时就有人说是政治的原因《文涛拍案》不能做了，其实我就拍了桌子了，说：“怎么说你也别想让我当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们给你钱，我说你们就是给我100万我也不要做这样的人，而且我这样也是为了你凤凰，你不要这样急功近利，你把我这样用下去，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就是不能干太多的活。一个人啊，得有点看闲书的时间。怎么说呢，工作也是占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也许生活占的时间很短，娱乐占的时间很短，但是它在我心里的天平上比工作更重。刘春就说，你为什么就能做《文涛拍案》呢？其实就跟你是这种人很有关系。因为你不是那些新闻部的记者，那些新闻部的记者心灵已经疲惫，他整天看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你不懂，赤子之心，你整天风花雪月，玩玩乐乐，你这种人能够保持心灵的敏感和弹性。所以你要我看到一个惨案，我的震动是真的。就像是跑记者的人，他的眼睛饱经沧桑，他看什么都隔了一层，他看到的是中国这样的事太多了，恰恰是我像一个小孩一样，我不太懂法律，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了解得并不多，所以我的眼睛就像儿童的眼睛一样，就像水洗了一样。我第一次看那事，那种大惊小怪就是我感动的来源。我说：“哎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我这种第一感动、第一触动是因为我见得少。所以有的时候多知并不是最好的，保持少知和不知的状态也是很好的。电视台领导把人变成了机器，主持人就失去了灵性，走向了虚伪。他最初是很新鲜的，是很本能的，可是后来他出名了，商业机制把他弄得出境越多越好，最后没法保证他的真诚、他的新鲜，最后流于大路货，他的个性就泯灭了。保持个性就是要保持你做人的一贯的生活。对这一点，我们电视台的人就更少想到了。
窦文涛（8）
我挺钦佩电视上的自己
记者：所以你觉得你能做好工作，是因为你的真，你想要竭力保持的，也是这份面对生活的真吗？
窦文涛：对！你第一次遇见这个事情是感到悲痛，那你就用悲痛的心情去讲述这个事情。但是第二次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说实话，你没有第一次的悲痛感，但是你也有一种感觉，你得捕捉你内心深处的感觉，你得听听你内心深处的感觉，要让你内心深处的感觉主宰你要表达的感觉。第二次你要是看了观众说你愤慨的感觉说得好，第二次也是愤慨地讲，那你就上了套了。这就是假的。第二次你真实的感觉可能是感觉有些可笑了，那你就喜笑怒骂，这也是真实的，第二次你不会那么愤慨地讲，那你就讽刺地讲。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样就是变化无方的。上升到社会责任和道德良心都非常可怕，其实脑子里应该忘掉这些词，越想这些词就越不真实了。还是最本能的良知吧，用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人人内心的良知唤起的，这样的东西最好，最真，最宝贵。真诚可太难了！所以有的人讲修真，修一辈子修得真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真在哪里。
比如说做节目的人往往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被误导，你要不要听观众有意见？要，哦，做了这个事情，观众一片叫好声，要听他们的，可也不能着了这个道。脑子里着了这个道，说：好，下次碰到另一个事情，你还是想那样讲述，但是你下次碰见另一件事再那个样了讲述就都错了，都不是了，所以每次都要抓住自己内心深处的第一个念头，很本能的感觉，那个感觉是人的良知，相信人人内心深处都有的良知。
我为什么说我不是道德模范？因为我生活中不是什么好东西。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我也和任何人一样，我总不可能处处都按自己的良知去办事。可是做节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摒弃其他的一切顾虑。
有的时候我拍案说了，可是我回去连看都不敢看。我和刘春我们合作干的是一件什么事？我们在寻找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值得纪念的岁月，两个人，一个深知政策的分寸，他又有一种为弱势群体、为社会力量呼吁的情怀。我又有这么一张嘴，我们结合起来就是在探索言论的底线。幸好，还很好，因为刘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还不是傻子干的事，这一腔正义感里还有很多谋略、技巧、时机，以至于有的时候我做完《文涛拍案》，我连看都不看。为什么不敢看？因为我回到我俗人的情况下，我都不敢看我能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当时录像的时候，心中那种气啊，那是真生气啊，把什么人都说了，但是回去，吓得要死，等着看，从星期六等到礼拜一，生怕上面下文了。自己都不敢看，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在电视上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生怕谁把我当作正义的化身。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都钦佩电视上的我自己，那是一种疯魔的状态，极其像演员演戏，可是因为他承受的后果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进程。
《锵锵三人行》，相比之下，是对我有再造之恩的节目，甚至于说我一切的风格都是从《锵锵三人行》衍生出来的，但是《锵锵三人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跟你说，你别看我一拍案说了这么一句话，或者骂了一句人，就这一句话，我昨天晚上可能看了这么厚的资料，因为涉及的事情实在太过重大。你说的一句话，要经得起别人的检验，或者是敌人的检验。我为了讲这句话，我必须看看《南方都市报》在怎么评论，看看人民网在怎么评论，再看看网友怎么说这个事，在所有的基础上，你表面看我是性情中人，冲口而出，但是你背后要有这个东西做底。《锵锵三人行》就有这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在《锵锵三人行》里出现的就是一个和事佬，对很多事情不能表态。这说白了，还是一个人，你要凭良心。哗众取宠，为民请命，那很容易，但你不能诬蔑人民，也不能诬蔑政府啊，人得有个公平心。
良知，就是我们今天谈话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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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光（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高金光
凤凰卫视摄像师
口述时间：2005年8月26日
口述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 千禧之旅 》那次，哎哟，最深最深的感受就是太累了。
记者：你进凤凰应该很早吧？
高金光：1996年3月31日凤凰开播，我是6月份过来的，当时还是一个小公司，我就做《相聚凤凰台》，在那儿待了一年，然后1997年北京就成立凤凰的节目中心了，我就到这边做节目了。我原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电视台，做新闻，连拍带采编，还在文艺部待过一年。
过来这边以后，那个时候人少嘛，就只是做新闻，天天跑。一个地方拍完了，回来记者就编辑，我就又得到其它地方去。那时候还有一个24分钟的《青年目击者》，主要就是这些了。
记者：你来凤凰已近十年，对凤凰有什么感觉？
高金光：凤凰还是比较锻炼人的一个地方，它能让你放得开，不管你做什么节目，就把你所有的才华使出来。我来了之后基本上方方面面的节目全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来凤凰后的第一件大事情，我是留守北京的，再往后就是凤凰的几大“之旅”了，1999年的《千禧之旅》，那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参加这样的大的活动，对凤凰来说也是第一次，从它开播以来，我几乎是走完全程的。实际上《千禧之旅》中途是要换人的，我先是跟着队伍走，到了以色列，我就回北京来了，在家睡了三天，累得不行。因为出去之后就是每天从天刚亮就拍到晚上，天天如此。第三天，我们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说院长让马上给你订机票，马上飞伊朗。我说怎么回事我刚回来，他说不行这是命令，你必须赶快飞过去。没办法，就又飞到伊朗，他们正好从伊拉克出来。接着就一直走完了全程。其实当时我们有个外请的摄像师，他可能家里有什么事，不能去了，找不到摄像师，领导就对我说“不行，你得马上回来”。我一个人就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飞过去也找到他们了。
《千禧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非常大，我从鄂尔多斯过来以后不久就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是很难忘的一次。它的拍摄量非常大，每天要有三到五分钟的段子播出，回来还要做些著作版，工作量非常大。我感觉就是睁开眼就拍，闭上眼就睡觉，天天就那样，在国外又不懂外语。我们这个集体的人特别好，特别团结。一路走下来，到了国内就好说了，我记得12月31日进入樟木，进入西藏，进入国门的时候，哭呀，掉眼泪，所有的人。走那几个月，一看到五星红旗，哎呀，激动的！
记者：《千禧之旅》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高金光：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是刚从雅典拍完，带着所有的设备要到埃及去，在那边等着，准备要入关。突然埃及海关就让把所有的箱子打开，每一件都要检查。这可麻烦了，所有的设备得多少东西呀，但是人家说了，不给检查所有的人就不让入关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帮人坐在候机大厅里，愁眉苦脸地说，这怎么办呀？翻译就说这没办法，要查你必须让查。就把所有的设备全部给打开，一项项地查，在机场等了有四五个小时，就光这件事，不然进不去嘛！
我当时用的机器大概有三十多斤吧，刚开始扛觉得不重，时间越长就觉得哎呀，没办法。拍摄不是只在市区，还要爬山，我们到了埃及西纳山，是世界七大日出美景之一。我们就带着设备凌晨两点钟开始往山上走，日出四五点嘛，不行就雇了骆驼，走上去拍下来。我对向导说，咱们要是白天能走上去多好呀，当地人就说了，白天你就没法走了，旁边的山呀沟壑太深，就一条小道，怕你们害怕，只有晚上，黑咕隆咚的，反正前面有骆驼队带着你们走，跟着走就完了，你也看不到两边是什么，快到天亮的时候你已经上山了，下来的时候就无所谓了，他们带着。我记得那天好像是五点钟日出，我们是四点半上去的，看到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