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大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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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许鹿希将此诗赠送给了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和许鹿希有一段对话，引起了双方的回忆，昔日的情谊、历历往事又涌上心头。许鹿希当晚将这一过程做了简单的记录：
许：去年，您曾两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见到您很高兴。你们两人有说有笑，他连病痛都忘了。（去年谈笑病房间）
杨：（点头，目光缓缓转向它处）
许：您在临别时，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视着鲜花，在剧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谢君送别花束鲜）
杨：（热泪夺眶而出，不能控制情感，连忙掏出手绢擦拭）
许：稼先在1986年7月29日逝去后至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给我寄来9封信，并找出了40多年前你们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许多国外报纸的复印件以及新出版的书籍托人带给我，表明了您对稼先的怀念，今天又亲自来八宝山扫墓。（稼先逝去劳悬念，深情凭吊八宝山）
杨：（不断地用手帕擦拭眼泪，点头，哽咽难语）
许：太平洋的海水虽有万里之遥，您和稼先分居两岸，但是它隔不断两人的友情。这么多年以来，稼先对您十分钦佩，而且敬佩的心情与日俱增。（重洋万里隔不断，互敬之心逐日添）
杨：（泪止，放好手帕）
许：您和稼先之间的友情，若从1936年在中学时算起，到1986年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与邓稼先）
此时许鹿希将写好的这首七言律诗赠给杨先生。
杨：（收下写有此诗的纸）谢谢。我看看稼先的骨灰盒放在哪里（杨振宁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1…3室灵堂。杨先生仰视安放在上排的邓稼先骨灰盒）。
从灵堂出来以后，杨振宁先生在最前面，大家排成单行沿着灵台绕行一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8）
许鹿希记
1987年10月23日深夜，许鹿希彻夜难眠。几十年过去了，在邓稼先走了一年后，杨振宁先生还回来为他扫墓。她为邓稼先有杨振宁这样的朋友而感动。
第二天，1987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新华社北京23日电：重洋万里隔不断，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到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
中国“两弹元勋”和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对比
那一次扫墓之后6年，即1993年6月杨振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写下《邓稼先》一文，文章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文中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邓稼先的人格魅力。特别是杨振宁先生在文中把邓稼先与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奥本海默做了对比的介绍，读来令人深思。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反响。
《人民日报》在1993年8月21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此文珍贵处是杨先生从科技发展史的高度，将同他有长期交往、所知甚深的中国、美国两位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做了对比评述，既高且深，又亲切可读。从杨振宁教授的回忆文章，可以进一步了解邓稼先同志的才能、风格、思想和为人。
现摘录文中“邓稼先与奥本海默”一节中的内容：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作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杨振宇先生写的这篇《邓稼先》现在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
“以前听说这件事情，觉得是传说。”
许鹿希说，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人的父亲都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个人半个世纪的友谊情深似海。
邓稼先逝世以后，为了让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继续下去，许鹿希在1990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拜访了杨振宁先生。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中午时分，在首都机场领取飞往美国的登机牌的时候，许鹿希刚好拿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她开心地笑了。她要在这十几小时的飞行中，认真地思考一些未来的事情。
巨大的波音飞机平稳地飞行在云层上。她想到了邓稼先刚刚要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她那颗少女的心是多么惆怅，邓稼先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她又是多么喜悦。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变化只有她自己知道。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9）
如今，邓稼先已经离世四年了，当初他在美国读博士的许多事情，邓稼先都给她讲过。他们曾经约定，有机会一定一起来美国。如今只有她一个追梦人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许鹿希从昏昏沉沉的睡眠中醒来。她从机舱窗户的挡板缝隙中，瞥见了太平洋耀眼的晨光。在一片水天一色的美景中，她睡意全无。她知道，在经历了十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即将到达目的地。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她虽然只来过一次美国，但对这个国家却有着特殊的情感。这情感从邓稼先留学那天就开始影响并感染着她。此时，她那颗等待的心更加迫切了。
十几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她首先要去拜访的就是自己丈夫的好友杨振宁先生。这是她期待很久的会面。巨大的波音飞机落地，机翼覆盖在地面上的阴影，同她急切的心情一样迅速前移。那种重回过往岁月的感受难以描述。她要在这次的拜访中了解更多有关邓稼先的事情。
她来到纽约州立大学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
许鹿希说：“那天，我和杨振宁先生好好地聊了一通。有些问题我不懂，借这次拜访，详细地问了他一下。第一，我不懂为什么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搞核物理研究的，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核物理发展那么快，那么吸引年轻人去做研究。那一次，杨振宁给我讲了物理是怎么发展的，并且告诉我，在1948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还只是刚刚开始。核物理已经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它起源于1930年左右，到1948年核物理已经快有20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核物理研究的人非常多，很热门。邓稼先到了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是荷兰人，叫做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邓稼先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邓稼先学习核物理，是为了他多年压在心底的想让国家富强的愿望。他的论文题目《氘核的光致蜕变》，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题目，要细分的话，属于理论核物理范围。”
那一次去美国，许鹿希攒了很多问题希望在杨振宁先生那里找到答案，杨先生也仔细地回答了她许多问题。很多问题就是在那一次弄清楚的，这对她后来筹备、撰写《邓稼先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在那一次的会面中，杨振宁先生对有些问题做了再一次的核对。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杨振宁先生以前听说过的，这次他又非常认真地向许鹿希再次询问。
“主要是在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我曾经告诉杨先生，他那次回来的时候，邓稼先正在青海221基地被造反派办学习班，邓稼先几次提出要研究业务，被造反派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是杨先生回来后，提出要见邓稼先，这才救了他。听我这么说杨先生不信，我说确有其事，他说你怎么证明？我说《光明日报》已经登载过于敏写的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其中说到这事了。另外我给你那磁带里邓稼先也说了，还有就是后来出了一本书，美国人写的China Builds the bomb这本书，把这事也写进去了。
“杨先生听后，觉得这事情太巧了。
“看他将信将疑的样子，我又说，你的书架上有这本书，那书第几页，你翻翻看。
“杨振宁先生是个一板一眼的人，我看他还有怀疑，就从他的书架上把那本China Builds the Bomb拿了下来，我之所以一眼就看到这本书，是因为我家里也有这本书，非常熟悉。翻开让他看，他才信。那天我们在这上面还有点辩论的。
“他说了一句‘真没想到？？以前听说这件事情，觉得是传说’。我说这是老天爷保佑，虽然我们不信神不信上帝，可是巧到极点，真是太巧了，有这么一个巧的事，才真的保住他们了。”
许鹿希1990年到美国去拜访杨振宁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在准备出版《两弹元勋邓稼先》了。她说，那天她是中午到杨先生那儿的。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然后整整一下午，他们在一起回忆邓稼先，回忆那已经久远了的许多往事。杨振宁还自己开车带许鹿希转了一个很小的幼儿园。他告诉许鹿希，这个小幼儿园是他的女儿杨又礼小时候上的幼儿园。许鹿希有些奇怪地问，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杨振宁说，这个幼儿园的门特别重，女孩小的时候，给她放下车来，大人也必须下去，帮助孩子把那个门开开。许鹿希告诉杨振宁，北京的小孩送到幼儿园，就自己往里跑。
那一次在美国，许鹿希明显地感到，杨振宁先生对友人的怀念、对往事的怀念特别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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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1）
二代轻舟已过桥
邓稼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呕心沥血地进行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1984年底，邓稼先再次飞往新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核试验。那一年乌鲁木齐的雪下得出奇地大。有的地方出现了大雪封路。邓稼先在严寒中拖着极为虚弱的身体又一次来到罗布泊基地，因为国家对这一次的核爆试验寄予很大的期待。进行核试验的那一天，他和老搭档于敏、高潮等人坐在指挥车里，守候在基地的前沿。老于和邓稼先俩人相识很久，又相处得非常好。别人都说他们俩人是一个身子上长着的两个脑袋。邓稼先是个胖子，于敏因为用脑过度头发过早地脱落了。基地人常说：“一个胖子、一个秃子紧忙活一阵子，就要响了。”
1984年这一次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