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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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殊途同归(1)
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们也无意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不会平坦,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权终将灭亡。那么,他们的道路有什么相同与不同,魏、蜀、吴三家又为什么会同归于晋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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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2)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台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不过,魏、蜀、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分开来说,看看士族阶级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如何将他们归于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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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3)
先说曹魏。
曹魏的建国之路,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其实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不是“和平演变”。但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来自“禅让”,以及此前汉献帝的一系列册封,包括加九锡、封魏公,晋魏王,又有“和平演变”的意味。无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宫廷政变”。
曹操集团选择这条道路,事先有没有策划?我看没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来的。他的野心,也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关东联军成立那会儿,他可没有什么建立政权的想法。《三国志·武帝纪》怎么说?“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就很清楚,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里面,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东”,只是“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官渡之战以后,赤壁之战以前。如果把政权这个“上层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权比做“盖房子”,那么,这时能够在中原大地上“盖新房子”的“开发商”兼“建筑师”,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则好比取得了资质。一个原本就有这方面能耐的人,获得了这样两个条件还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复废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准备动手的信号。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图纸吗?没有。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个政权用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的话说,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坟!如果用人制度当真照此改革,士族还能垄断做官的权利吗?甚至就连曹操父子喜欢文学,也和士族不对劲。因为士族重视的是修身治国的“经义”,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辞”。
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尽了名士的讥讽。曹操对此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很清楚自己会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会和士族同声相应。他的办法是有选择地杀人。他曾经想杀杨彪,但没有杀成,杀成了的是孔融。杨家(杨彪)和袁家(袁绍)一样,也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而且比袁绍还牛,五世三公。孔融则是名士中顶尖级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孙。曹操想杀杨彪,敢杀孔融,说明他对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则不必杀),却不在乎(否则不敢杀)。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对,不是他最大的困难。
曹操的困难就是他的资本。曹操的资本是什么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着这一资本,他才征得了土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盖一栋新的。相反,他还必须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旧房子的样子,就像一个尽心尽职的老管家,而不是强行拆迁的开发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