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印象-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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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耆腥ù碚煞虮泶锊宦缓笏峭ü缱佑始嗟募沂簦跋旄嗟南芫Ｗ詈螅梢徊糠趾诵南芫呋吮敬位疃前汛舜未�*的时间和方式在24小时前通过电子邮件悄悄发给所有校级以下的宪警。所以，当全法所有校级以下的宪警开着摩托车、吉普车浩浩荡荡赶到巴黎参加大*时，他们的长官如梦初醒，但又在上司的训斥前感到很无辜。这样的组织方式发生在宪警身上委实让人感到后怕，法国报纸称此为一场“模拟兵变”，但这种奇事只能发生在法国，而在法国，要发生兵变绝对不可能的，这里的法制虽不能阻止奇事，但绝对保证任何利益冲突不会发展到导致武力推翻政府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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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倔不傲的法兰西（3）
*——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利益博弈
从法律上看，*是劳资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极端形式， 是劳动者集体地、一致地停止工作的行为，也是劳动者表达和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基本手段。实际上，法国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允许*的，如1791年的夏勃利尔法就明确禁止同业结社，同期的刑法典也规定了对同业结社的刑罚。虽然1864年的法律承认了结社权，但还是规定侵犯劳动自由的犯罪，*中的暴力和威胁手段都在*之列。二战结束后，*权被法律正式确认，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从此，*不再仅仅是一种劳动冲突的事实，而是上升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
在法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多，这一点类似英美的习惯法，对*的法律调整更多的是靠法国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权又是一项“判例性权利”。宪法委员会的决定在对*的法律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权和公民其他的基本权利一样是具有宪法价值的权利，是*社会中一项必需的集体自由和保护职业利益的手段。因而，*在法国又成公民的护权活动。但就*权的主体而言，直到1950年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公共部门人员的*权才得到承认。尔后，1963年7月31日的法律又作了细化，规定某些职业，如法官、军人、监狱看守、警察、民用航空公司负责技术处理的工程师等不能*。根据法律和司法判例的要求，某些公共服务部门在*时还要维持“最低服务”，如广播电视部门、航空安全部门、医院、核材料堆放单位、全国性的气象部门。此外，法国法律对*人员的后果也做了有利于后者的保证，如劳动法明确规定，*不终止劳动合同，任何正确行使*权的雇员不得受到任何惩罚和辞退。雇主不能通过要求雇员加班加点来弥补*损失的时间。不得在今后就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歧视*人员，但*期间*人员的工资损失例外，也就是说，不上班，不给钱。当然，*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何非法监禁雇主、破坏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商品、故意伤害他人、侵犯他人劳动自由等*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法国法律还禁止反对政府的任何政治性*。任何*必须通过议会解决。
尽管*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历次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都对*和*表示理解，我想也许因为人人都有此经历，将心比心吧。的确，在国人眼里，无论是*，还是*，都是一件对抗性十足的事，总有引起冲突。但在法国，*只不过是一件很普通又平常的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而已，大多数时候都非常平和。每到*的时候，大家成群结队举着标语牌或者空着手穿街过市，警察们在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一点也不紧张的样子，秩序好得很。许多情况下法国人的*简直是静悄悄的。*有没有什么效果似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把不同的声音传达出来，让政府听见。然而，无休止的*对法国人生活毕竟带来诸多不便，这种奇怪的文化也遭到法老百姓的质疑。法受薪人员的入工会率仅为13％左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员工的利益没有诉求渠道，而虚张声势的仅是一成左右的人。法财经部司长伯盖对我说，法工会组织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已在最近几十年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制造业的萎缩，服务业的兴起、中产阶级队伍的出现，已使目前工会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明显缺乏代表性，是有悖情理的。正因如此，近年来许多工会组织的*或示威往往虎头蛇尾，没有太多的实际效果。如2003年7月，法国政府就不顾广大公务员的*和示威抗议活动，“强行”通过了长期以来困扰法国政府的一项公务员退休制度改革计划，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社会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尚未出现以前，工会仍是法国的强势部门，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府，均不能对工会掉以轻心。我也对法私营部门老百姓相机作过民调，可以说绝大多数对工会组织动辄*，把社会其他行业的利益作为“人质”十分反感，认为这些工会组织太自私，不讲理，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有人甚至骂他们是混蛋。私营企业人员这番言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他们入工会的比例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其次，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与政府关系甚少。他们深知，要使自己生活得好，只能是企业盈利，要企业盈利就得多干活，向市场提供最优的产品或服务。最后，与国营或公营部门的公务员不一样，*的损失不是国家和社会来承担，而是*者自己。*越长，损失越大、本人越倒霉。
改革将使法兰西再创辉煌
应该说，是高福利体制拖累了法国的国际竞争力，使本该充满活力的法国社会受到了各种制约。记得我曾在上大学时与我的法国外教埃卡迪（René Egardi）先生讨论过此问题，我问他法国人为什么要休息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国家建设上？如果少放假一周，法国经济不就可以早日超过德国了吗？不料我这位社会党籍的老师马上很正色地对我说：“我亲爱的班长同学，人创造财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享受美好的生活吗？”
桀倔不傲的法兰西（4）
其实，与埃老师这样想法的法国人很普遍，在他们心目中，包括休息权在内的社保制度是法国几代矢志奋斗的结果。早在第一帝国时期，法国就有保护工伤者权利的社保条例。1848年二月革命后，“劳动权和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被写进宪法。1893年法国开始实行公费医疗。1910年开始对65岁年龄以上的工人和农民实行普遍性退休制度。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颁布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每年2周带薪休假制度的法令。二战后，法社保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规定所有在法国居住的人都应成为法社保对象。1956年法带薪假期增至每年3周，1969年又增至4周，1982年增至5周。从1982年起，法国实行每周39小时工作制。1997年又减至35小时。与此同时，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物价上涨幅度至少每年增加一次。因此，社保又是法国社会进步的标志，看待法高福利与竞争力下降这对矛盾关系就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但优厚的福利待遇，不仅意味着劳动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扩大，也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抑富济贫的“第二次分配”，从而保证法国人普遍的生活安逸和维持社会公正。法每年税收和社会摊派占GDP的比例高达45％（美国仅为24％），一些法国企业家经常对我说，在法国最苦的差事是当老板，整天拼命干，在交完营业税、利润税、巨富税、遗产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后自己所剩无几。
我在经合组织内的几位经济专家朋友不时惋惜法国人“活在统制经济的桎梏之中”，觉得凭着法国的研发能力，法国经济应该还要好。在施瓦布博士主持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几乎每年的保留节目就是欧美经济模式之争，而随着法国竞争力排次不断的后移，法国总是逃脱不了作为自由经济学家嘲讽的教材命运。但法国人有法国人自己的理论，因为人的消费效用是不能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根据法国式的福利经济学，生活中的每一缕阳光、每一寸海滩都要即期消费。但遗憾的是，法国式福利经济学并不适应全球化的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跑道上你推我搡前进的时候，法国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如，谁也拿不出对策的失业问题。不管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解决源于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横向发展所导致的失业问题。佩雷菲特曾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对话》中叙述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华帝国”，就是因为偏安一隅，不愿意接受变革的心态而导致发展的停止。法国人有一句名言：“改革很好，但最好从我邻居家里开始”。的确，在我所接触到的法国人，不拥护改革的几乎没有，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不作强烈反抗的也几乎没有。因此，政府往往不改也不行，改也不行，处于两难之中。因此，无论是砸了麦当劳的法国农民博韦，还是街头*队伍里愤怒的公务员们，他们心中抑郁的怒火全要撒向经济全球化、撒向美式资本主义，因为是美国人搅乱了法国恬静的生活。
这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导致了法国今天特殊的政治文化。首先，左右翼都对目前的福利经济体制“情有独钟”，谁都不想改，也不能改，害怕引至选民的反抗。难怪希拉克在争取2002年第二届总统连任时最担心别人把他当成是企业家的知己。可见，这种选举政治制度本身使政治家很难开展严肃的改革。与我驻地一河之隔的阿尼埃（AsniereSurSeine）市市长阿希尔曼（Aeschilimann），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人*动党团全国法律书记，就亲口对我说过多次，法兰西*是低效率的，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高效的。法国要做事，需要从中国借鉴经验。他本人甚至表示，如果中方需要，他可以在法国公开场合宣传这种观点。类似这种评论我听的还有很多；其次，对复杂的经济生活，各派一头雾水，没有良药，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造成左派不左，右派不右，这使我们用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分野法看法国社会各阶层已很困难，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共有16位被国家宪法委员会确认的正式候选人参与，创第五共和国之最，表明了法政治多元化和后工业化治理时代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名不经传的邮递员贝藏什诺（Besancenot）和“工人斗争”运动候选人拉吉耶等托洛斯基派候选人获得10％的选民的支持。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首轮投票中极右翼政*民阵线主席勒庞获得的的选票，与现任总统希拉克只差两个多百分点，在当时法国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选举结果一公布，整个法国社会群情振奋，人人高唱着《马赛曲》走上街头，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拯救共和国。但从极右抬头可以发现，选民有病乱投医，是对若斯潘社会党政府忽略治安、高失业率等现实问题的惩罚；最后，法国政治文化呼唤政治强人。同所有欧洲福利经济国家一样，法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呼唤着一位像戴高乐那样的政治家来解决，但由于法国政治人物自身的丑闻不断，公信力不够，加上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