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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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表明，在其崛起过程中，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各国中产阶层成长的一个必然过程。19世纪英国中产阶层对城市文化的构建与追求，正反映了上升过程中地位得到巩固的中产阶层对自身合法性的一种肯定：对理性克制、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男性形象的塑造与温柔贤淑、知书达礼的女性形象的赞赏，Kidd； Alan & Nicholls； David； opcit无不显示出英国中产阶层强烈的身份意识与阶级趣味。这种趣味曾被马修·阿诺德称为“非利士人”的趣味，借以讽刺其在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化艺术修养等方面的狭隘与平庸。而在学术领域内，有关阶级趣味差异造就的阶级区隔，在近年来影响尤为广泛的是布迪厄从文化资本入手对阶级间及阶级内趣味的区隔所进行的分析。布迪厄的分析是根据其著名的“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公式来展开的。这里的“惯习”等同于“资本”，这不仅因为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阶级状况及其遗传的内化形式，是个体生活经验的积累所致，更因为它是人们根据各自的资本状况，经由有意识的培养才得以形成。按照布迪厄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受到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亦即是其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及其变化轨迹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认知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破译与解码的过程。一个人解码能力的高低与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过的正规教育（这是个人文化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密切相关；其中又以家庭出身的影响最为强大，学校的正规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这在文化实践（特别是艺术欣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一件艺术品只会对有文化感受力的人产生意义与趣味，也就是说，他拥有了对这种艺术品内含的编码进行解读的能力，因而，他就掌握了这一文化资本。所以，一个人的文化需求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的培养与教育的产物。这一切都使得鉴赏力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个体从家庭或学校习得的文化借助对文化的使用与消费得以延续，从而区分了标志着个体特征的不同等级。文化也因此具有了由教育体制授予的各种高贵头衔及其谱系。Bourdieu，opcit；pp1～2个体这种通过早期的习得所拥有的对文化编码的译解能力，外化为不同的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具体运用到文化产品的消费实践中时，就表现为不同的欣赏趣味，它按照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应用领域而改变，阶级的区隔就此得以形成。Ibid； pp13；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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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与趣味区隔（2）
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着重强调，由于有着相似收入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因此造成一个特定社会阶级间区隔的重要因素常常并不在于个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本，而在于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欣赏趣味或曰品味（taste）。Taste在英文中既可为“趣味”，亦可为“品味”，在中文中意义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们将根据语境的不同而将其分译为两者：当只是一般性论述时译作“趣味”，当强调趣味的文化内涵时，则译作“品味”。作为一种后致性构成，品味具有“区别”与“鉴赏”的作用，它既可以构建差异、又可以标志差异。它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上：一方面，文化实践与教育资本和社会出身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本同等条件下，社会出身的分量则相应增加。鉴于此，布迪厄认为，趣味是造成阶级区隔的根本因素，具有“阶级”的制造者的功能。从这一点出发，布迪厄按照阶级的不同，将趣味分为了三种，它们都与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高度相关：（1）合法性趣味（Legitimate taste），是对合法作品的趣味。所谓合法作品，指的是在社会上获得支配地位的阶级认可的高雅艺术作品。（2）中产趣味（Middlebrow taste）。指虽为高雅艺术，但只是其中的二流作品，音乐方面如《蓝色狂想曲》、《匈牙利狂想曲》等；绘画方面甚至如雷诺阿，它们都是在中产阶层或是支配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里最为流行的。（3）流行趣味（popular taste）。指所谓的“轻音乐”或经过流行化以后的古典音乐的选择，如《蓝色多瑙河》。Bourdieu，opcit； pp13～16我们知道，法国中产阶层有着浓厚的贵族化倾向，法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受到高度的重视，对精英文化的推崇几乎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布迪厄自己也并不讳言自身存在的“贵族”倾向。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5～96页。
与布迪厄偏重从理论层面对文化资本的差异如何导致阶层文化品味区隔所进行的分析不同，美国社会学家甘斯的目标则在于“为什么高雅—流行文化的区隔被提出”以及“区隔之感是怎样仍在制造经验感觉的”，因此他更注重的是对美国社会各阶级文化及群体亚文化的差异进行一种现象上的类别描述。在甘斯看来，所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论战并非仅关乎高雅与流行文化，它其实是关于美好生活的本质的论争，特别是关乎哪种文化以及谁的文化将成为社会主流的论争。它体现的是一种阶级冲突：有文化者反对无文化者，受过教育者反对没受过教育者，专家反对外行，资本充足者反对资本欠缺者。甘斯有意强调自己之所以不用在欧洲社会学与政治学术语中通行的“大众”（mass）一词而是采用“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目的即在于避免该词语所包含的贬义，因为在欧洲，“大众”常用来描述贫穷的与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而“流行文化”则更具中性。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4～5甘斯将趣味文化分为五种：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上中层文化（uppermiddle culture）、下中层文化（lowermiddle culture）、下层文化（low culture）、准下层文化（quasifolk low culture）。Ibid； pp95； 19他认为，布迪厄在研究法国社会时所发现的事实——对高雅文化知识的熟悉与实践是对法国精英从事这类工作的根本的文化资本要求——对美国精英而言，并不存在。所以布迪厄的理论不能被照搬来分析美国社会。
布迪厄的研究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为基础对法国社会阶层做出的分析，那一时期正是战后西方各国经济普遍繁荣发展的时期，这种繁荣造成法国各阶级间原先明显的差异大大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的观点在法国社会盛行一时。丁骥千：《法国社会阶级差别的重现》，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不过，布迪厄并没有赞同此一说法，他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说明，在法国，阶级仍然存在：品味是判断你属于哪一阶级的最佳尺度。因为品味体现着文化的高贵性，它强调社会中的行动者对经典艺术的欣赏与掌握能力，这就需要对高雅文化的一种稔熟，它暗示着人们需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大量的时间与经济资本的投入。因此，你对精英文化的崇尚程度，你欣赏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你能否领略画家、音乐家的艺术感染力，你每年参观几次艺术展览、听几回音乐会而不是歌星演唱会，你读不读学术著作，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你的服装风格、家庭装潢风格、饮食偏好、旅游目的地与方式……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你的品味高下。品味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即在于个人与生活必需品的距离。因为就社会阶层的层面来说，对奢侈品和必需品的趣味差异而不是其他，才真正体现出阶层间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点，布迪厄才会说，你拥有多少经济财富，并不代表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你对合法文化亦即高雅文化作品的鉴赏能力，才是你阶级地位的最佳说明。Bourdieu； op cit从布迪厄对品味的特别强调上，我们不难看出，它已经暗示了一定的经济能力，故而，对品味的强调，足以证明讲求品味者与暴发户之间的距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媒体与商家挠到了处于刚刚兴起的、处于上升阶段并急于证明自身社会地位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痒处。
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1）
在大众生产和消费时代里，我们几乎随意就能观察到社会分层与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周怡：《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分层世界的另一种语境》，北京：《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它所追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所崇尚的文化消费，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
“中产是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早在20世纪前半期的老上海，对品味的强调就已经成为新兴阶级突出自己阶级地位与等级的一个要素，其具体表现即是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在长袍马褂的旧中国，西装成为沪上的流行服饰，“上海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分之四五”。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页。吃西餐、进咖啡馆等餐饮习惯也随着早期洋人、买办及上层人士的示范而成为中产阶层乐意模仿的生活时尚并逐渐流行开来。一时间，西装、西餐、咖啡馆、电影、新式婚礼等都以其时尚的品味生活，以其所具有的西洋文化的符号消费的特点而成为新兴阶级强调阶级区隔的最佳选择；此时，去电影院观看美国电影也成为时尚生活的一种表现，这不仅是因为电影作为一门新的艺术形式才引进中国不久，还因为它对着装及观看行为规范的要求，使看电影有了不同于去戏院看戏的仪式感，更为时尚人士的日常交往提供了一种时髦的谈资。汪朝光：《早期上海的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上海：《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到了20世纪末，一度中断了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重新接续，新的生活方式也在各城市里悄然兴起。有房有车成为人们对中产阶层认定的一种硬性指标，相比之下，北京人尤其强调这一点，而其他城市的人则稍有不同。访谈对象B1，一位IT行业的经理认为，参照西方的中产标准，在目前的中国要成为中产，一个家庭最起码应该拥有两房两车，房子市区一套，郊区一套，车子公用一部，私用一部。上海的访谈对象则认为，没有房子就谈不上中产，车子在上海那样的交通环境中则不是那么重要。南京人则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家庭的年收入至少应该十万，生活才可以过得去，而要称得上中产则需得达到二十万。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各阶层对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经济状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因为有306％的人选择了“说不清”，有212％的人选择了家庭资产在“50万以上”，193％的人选择了“100万以上”。由此可见，对经济条件的估计说明国人对中产群体的划分偏于向上，它实际上表明了人们是把中产作为一种富裕生活的代表来看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