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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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浈、查晓园入英文系一年级旁听，成为我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28岁。1920年秋季起，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录取39名本科生。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是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创举。在北大影响下，全国各公立、私立学校纷纷效仿，形成潮流。男女同校在当时虽为潮流，但实行起来阻碍仍是很大的，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大学生总数已达2246人，而其中女生仅11人。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愈是如此，愈可看出蔡元培在北大首倡男女同校的意义重大。日本高等教育比中国发达，但此时仍没有实行男女同校，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之事时，这位女教育家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8。人人可以自由听讲（1）
蔡元培不仅主张女子入学，而且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把北大向平民开放。他反对像魏晋时代一样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主张人人都可以进大学。为此，他对北大旧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不看出身、不看资格，而是以考生的学业成绩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家庭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改变了旧北大学生多纨绔子弟、习气不正的局面。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为使更多人能接受教育，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除招收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取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旁听生、选科生中优秀者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这样就吸引了京津以至远近其他各省的许多有志青年辐辏云集北大。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学习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大量的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专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校园，一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教室里位置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那时许多课没有教科书，只印讲义，这些讲义或放在图书馆，或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自由取用。旁听生中后来出了不少的革命家和著名学者，如柔石、胡也频、李伟森以及曹靖华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曹靖华后来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执掌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当时任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后来也清楚记得哲学系当时自由听课的情景：“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常常临时不合用，因为实际听讲的人往往比注册人数多出一倍。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胡适讲课，自由听讲的人更多，就不必说了。
蔡先生提倡平民教育，并且不论年龄大小，不分青年老年。很多中壮年人士常去北大听课，也是北大一奇。据梁漱溟回忆，他就知道广东伍庸伯（观淇）、苏北江问渔（恒源）两位当时皆年近四十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恒源当时还是农商部主事，一面任职，一面听课，最后还拿到了正式毕业的资格。更甚者湖北老革命家张难先先生年近五十，当时也去北大听过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8。人人可以自由听讲（2）
蔡元培不仅向社会敞开北大校门，他还主动关注未受过教育的人，使平民百姓甚至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者也能享受大学教育，为此他还促成创办了北大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
当时北大第一宿舍丙字号有一个叫何以庄的青年工友，勤于职守，业余好学，所作文章文理通达，只因家境贫寒无力上学。1918年1月，部分了解情况的学生联名向蔡元培写信反映何以庄好学的情况，并附去何的三篇习作，建议蔡元培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视学生的建议，当即给同学回信说：“推何以庄既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已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酌增月给，借以励其好学之诚，而欢成诸君之美意。且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画。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因何以庄事而及之，并以闻。”
之后，蔡元培亲自筹划校役夜班，从当年3月18日起，连续6天在北大日刊上登出《校长告白》，函告全体同学，招聘教员，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3月27日，蔡元培又亲自主持召开夜班教员会，议决在景山东街和北河沿两处校舍各设夜班教务处一所，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学习，组成了夜班各门教授会。4月14日，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班。全校工友230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北大文科第一教室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并发表演说。校役夜班开设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4门必修课，并开英、德、法和世界语作为选修课。教员全部由学生义务担任。康白情、罗家伦还分别担任过国文和理科教授会主任。许多同学热心这项工作，并发动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
1920年，在蔡元培的积极赞助下，北大学生会教育股创办了平民夜校，实行男女分校，招收沙滩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1月18日，平民夜校正式开学，共招收了350个学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6岁。在法科礼堂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发表了演讲。蔡元培热情洋溢地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唯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见着了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它看作全国高等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匾已经取去了”，“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20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见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
蔡元培平民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不仅仅出于满足个人理想的目的，更具有改革北大风气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在当时，“就在这有意的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蔡元培本人也因此获得师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爱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当时蔡元培正在法国考察教育，国内同仁代为举行追悼会。北大全体工友送去一幅挽联，挽词为：“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文字质朴，情真意切。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国内大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围墙似乎也越来越高，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离我们也越来越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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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危受命、令北大“起死回生”（1）
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先生挺立风口浪尖，纵横搏击，力挽狂澜，后因军阀势力排挤和患病不能及时返校，便公开发电，请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蒋氏何许人，何以备受蔡长者如此信赖托以校务重任？
蒋梦麟原名蒋梦熊，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出生于浙江余姚，6岁入塾，曾就学于绍郡中西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17岁中秀才，后转入南洋公学。他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因鉴于国人素质低下，人才贫乏，故而萌生“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养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如何作育人才”的想法。1912年他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便转入以教育学著称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分别师从杜威和孟禄研究教育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他以《中国教育原则的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应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蒋梦麟创办《新教育》月刊。再后来，从他接受蔡元培之托进入北大之后，他在该校工作了20余年，其中有17年主持校政，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对北大的影响仅次于蔡元培的一位。
蒋梦麟能当上北大校长并在位如此之久，并非事出偶然，这与他的经历和思想能够适应五四以来北大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1919年初，江苏教育会、北大、南京高师、暨南学校及中华职教社联合组建“新教育共进社”，以《新教育》月刊为机关报，蒋梦麟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潮和教育思想，也阐明了他对中国教育的主张。他提出教育要养成健全个性和人格的个人，反对读书做官；教育的出产品应该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1）活泼的个人——体力、脑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发展的人；（2）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会、求社会进化的一份子（而不是主人）；（3）能生产的个人——知道劳工神圣、学会科学技能、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工”。为此，他建议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进化，推行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能力和效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倡导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推广童子军教育以养成自动自助的能力。在学校教育上必须采取措施、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意美感教育及体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他主张取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他认为不讲学术，便没有大教育家出现，无大教育家，便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