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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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帮忙谋个职业。一次去问时，恰逢屋里有客，门房便挡了驾。学生疑惑周在回避推托，气不打一处来，便站在门口耍起泼来，张口大骂，声音高得足以让里屋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那学生竟意外从周处得到了一份工作。有人问周作人，他这样大骂你你反而还帮他，是何道理？他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可见他境况确实不好，太值得同情了。
他不仅有儒者的宽容，且有儒者的细致严谨。他的书籍总是放得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在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用纸包好付邮，一定是有棱有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放在里边。
周作人有名，弟子也有名，朱自清、俞平伯、废名（冯文炳）这三人号称“京兆布衣三大弟子”，均以散文、小品文著名。朱以《背影》名噪文坛；俞以《红楼梦》研究成家；冯是小说《桃园》作者。三弟子为文做人，均与其师极为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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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1）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这诸多称号哪一个才算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中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而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梁漱溟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他也有过几件差不多能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东西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调和国共矛盾、跟毛泽东吵架、反对批孔，任何一件都可使他成为名人。梁漱溟一向外表严肃，在公共场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风度。他一生讲儒家哲学，总是为至圣先师孔子辩护，因而西方人送他一顶“最后的儒家”的高帽子，但他却不承认。他说他虽讲儒学，但终生吃素，属佛家一途。他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也许天生就不该是个俗人，梁漱溟从小就与众不同。中学时代，他便常以伟人自居，“傲视群小。”据说当初在顺天中学时，他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唯一佩服的是一个同学，叫郭晓峰，最后因崇拜之极，干脆尊之为师。平时与郭闲话，梁均作记录，最后辑录成册，题为《郭师语录》。同学讥之为“梁贤人、郭圣人”。1911年梁中学毕业后，曾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后又接受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并热情宣传。但现实的黑暗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异常，曾决绝自杀（未遂）。在他自杀得救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社会主义还不中用，于是一转身而投入佛家怀抱。从20岁开始，他就研习佛典，归心佛法，吃素准备当和尚了。
1916年，梁漱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穷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遭当时许多人激赏。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去讲印度哲学。1917年下学期，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堂，年龄只有24岁，比当时许多学生还小。当时他曾向蔡元培和陈独秀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讲佛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又开了唯识哲学课，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开“孔子哲学研究会”，与当时宣传西方文化（欧化）者公开对垒。正当梁漱溟在佛学领域大显身手时，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济却突然去向阎罗王爷报到，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件事更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观。
梁济自沉是当年有影响的大事件，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后来的王国维自杀，尽管梁济远不如王国维名气大。梁济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遗书，其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新旧两派人物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都对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其父“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的意念激发了他少年时即心忧天下的宿根。实际上梁漱溟尽管心在佛学，但一直并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游湘鄂遇兵祸后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完全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2）
此后梁漱溟由佛转儒。1920年秋，他开始“归宗儒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发扬儒家思想。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论战，此书几年内连续再版，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梁漱溟也日渐成名。再往后，他又在北大讲《孔学绎旨》，一心一意发挥孔学。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教职，经过短期的办学经历后，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付诸实践，其间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著作，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化。此后无论在政坛颠簸，还是闭户思索，梁漱溟的思想变化并不太大。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要义》、8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历史空间再也没有给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机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最有个性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却讲了孔家哲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如自称佛家，却大半过着儒家的生活；身为学人，却是国共两个时代政权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欢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来为人孤傲，不识时务，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建国后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国务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情发生。再到后来“四凶”横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门来，希望他老先生披挂上阵做一枪手。你听他说啥？批林可以，批孔不行。于是人家硬要他讲，他便讲《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孔子？》，批评少赞扬多，气得人家干瞪眼。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不仅因为他首先站出来为孔子学说进行辩护，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而且还在于他笃言笃行，行其所信，至死不变。他一生特立独行，不随流俗，既使面临险境亦不易其操，这是真儒的品格。此举两例以资证明。
一是关于他的思想。梁漱溟从不掩饰他想些什么，他说的，他写的，也就是他想的，而不管别人怎么看。1941年圣诞节，日本袭击香港，滞留香港的梁漱溟装成渔夫，九死一生地脱离虎口，在安全抵达广西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连他的密友熊十力在内的评论人均不以为然，认为疯狂之极，而梁漱溟则回答友人道：“狂则有之，疯则未也。”这便是梁漱溟的真。他曾自述，“夸大与执拗”这两点似乎是他生命中的要素，最多也就是从他的长处而来的流弊而已。这话也只有梁漱溟敢说，才有资格说。
二是关于生活。梁漱溟说他信奉佛教，他吃素，但他也结婚，把结婚看作儒家生活方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1921年冬，梁漱溟娶了一个朋友的妻妹，婚姻的开始显然缺少浪漫色彩，所以梁漱溟后来从不讳言他对其他女性的向往。但后来岁月似乎使琴瑟合鸣起来。而正当一个先结婚后恋爱的故事演绎到快要接近高潮时，1934年，他的这一位夫人竟撒手而去。夫人去后的第三天，梁漱溟作了一篇至为委婉而颇多自责的长悼文，后来又写了一首平淡而哀婉的诗，很有点像是庄老夫子夫人去世时的鼓盆而歌。诗是这样写的：
我和她结婚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齐家”之时不忘“治国”，连夫人去世时也是如此，这又是梁漱溟的本色。当时梁漱溟决心不续娶，全身心地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
但当神秘的爱情再次光顾梁漱溟的心里时，梁漱溟并没有像假道学那样虚伪地拒绝。1943年夏，梁漱溟在广西桂林偶然遇到了比他小6岁的陈淑芬女士，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梁漱溟的爱情成为广西全省的著名新闻，桂林的报纸以幽默的语调大量地报道了这段颇具浪漫情调的恋情。“究竟谁追求谁？”这是穿梭于陈女士和梁先生之间的记者们关注的焦点。而陈女士毫不掩饰她俘获梁漱溟的兴奋。“是他深深地感动了我”，“敲开了我的心灵的大门”，她这样说。当时桂林满城风传梁漱溟在留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