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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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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父亲辜紫云做英国人橡胶园总管,既操流利的闽南话,又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耳濡目染,辜鸿铭自幼就对多种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指导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0岁那年,辜鸿铭随养父布朗前往英国读书。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临行,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到英国之后,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读、背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该校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当年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人物;40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读书,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这之后他又到欧洲多国游学,据说曾获得十几个学位。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饱受西方近代教育的人,后来却垂青于中国古代文化。他的这一转变其实也是很偶然的。1880年他学成回到槟榔屿,在英属新加坡政府任职。这时恰好中国近代第一位留法博士马建忠学成回国,路过新加坡,辜与马会晤,相见恨晚,畅谈三日,辜第一次从这位中西文化兼通的学者口中知道了《易经》、《论语》、《春秋》等经典名著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从此开始学汉语,读古书,并很快易服换靴,以一个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丝绸长袍缎马褂、脚蹬双鼻梁绣鞋的典型中国老学究形象,走上了终生守护旧中国传统文化的旅程。

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2)
1885年辜鸿铭回国后,经晚清名士赵凤昌推荐,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1901年,辜鸿铭与严复、伍光建等被清廷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授予文科进士称号,时人称之为“洋进士”。这种土洋结合的名称授予亦中亦西的辜鸿铭再恰当不过,辜也十分珍视。进士到手后,辜便弃官南下,到上海任南洋公学校长。
  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5次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的。
  清室灭亡后,辜鸿铭仍表示要效忠清廷。但也许是囊中羞涩,当鼓吹新学的蔡元培请他到北大任教时,他也就不推辞了。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辜鸿铭到北大后,复古守旧的思想根底却无丝毫改变。他坚决反对新文学和白话,反对新道德,满口“春秋大义”。也许是北大这时鼓吹新思潮正猛,给辜鸿铭表现的机会究竟不太多,于是他随时随地抓住时机发表他的观点,在课堂上竭力鼓吹保皇,鼓吹旧文化,大骂白话文和新文化鼓吹者,就连讲英诗也不忘模仿《诗经》,将其分为“外国国风”、“外国大雅”、“外国小雅”。
  辜鸿铭一生有两个嗜好,一是忠君,一是风流。“忠君”仅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至多体现在保留辫子上。1920年辫子大帅、复辟狂张勋过生日时,他赠对联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风流”却是付诸实际的:他痴迷“三寸金莲”,纳妾娶姨太太,逛窑子玩妓女,甚至收集春宫画,无所不好。
  辜鸿铭的行为有时是不能以平常人的思维来揣度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他来中国旅行并在北京专门拜访辜鸿铭的情形。毛姆慕名想见辜,他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邀请辜到毛的寓所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只好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极为尴尬。后来,当毛姆问辜是否研究过美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时,辜鸿铭发表了以下妙论:“你可是说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的人的最后的逃避所。我用美国汽油比用美国哲学还要多”,“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No,当你们穴居野外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历史上唯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可要我来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以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了。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了。你们不晓得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吗?你们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吗?你们以为我们要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得上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的一样好的枪支,而且也会射得一样准的时候,你们的优点便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3)
正当辜这通妙论谈完之时,他的小女儿进来了。辜给客人介绍说,她是皇帝退位那天出生的,“我想她是新时代起源的使者”,又说,“她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的一朵花。”“你看我留着发辫”,辜又说,把小辫子拿在手中,“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
  毛姆临走时,辜鸿铭送给他两首诗。毛姆请辜给他一个译文,辜说:“翻译是对诗原意的伤残。”后来毛姆请人译出来一看,原是两首赠妓女的诗。
  另一件事是1918年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即安福国会选举时,许多人拉选票,也有许多人卖选票。有一个政客来拉辜氏,人家一张选票卖200块,辜张口就要500块,经过还价,最后400块成交。选举前一天,人家把钱和选票送来,千叮咛万嘱咐辜必须到场。结果来人前脚刚走,辜后脚就出门,一车坐到天津,用这400块与津门名妓“一枝花”玩了两天。钱花完了,他回到北京,人家找上门来,大骂辜不讲信义,辜二话没说,举起手杖,指着政客一顿臭骂:“你瞎了眼睛,竟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辜氏行事,大抵如此,并不怎么考虑黑道白道的。
  辜鸿铭不仅行事怪,说话也怪。他说话有两绝:一是骂人,敢骂、善骂,骂得你口服心服;二是诡辩,话语幽默,能把歪理讲正了。辜鸿铭之所以有名,与他敢于骂人有关,尤其是骂名人。他性格孤僻又愤世嫉俗,无论东西洋人,或是当朝权贵,他看不顺眼,便发议论,如讥讽曾国藩之“陋”,李鸿章之固守陈规;当面批评张之洞只知利害,不知是非,“为学不化”;挖苦盛宣怀“贵货贱德,善于聚敛”。尤其是对袁世凯,辜鸿铭特别看不起。一次在中外宴会上,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指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意思是他没有学问办事也比张强。当袁氏幕僚将此话得意地转述给辜听时,辜鸿铭当即反击说:“当然,这要看办的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之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用不着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在另外的场合,他又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辜对袁是如此憎恶,以至于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停止娱乐活动三天时,辜鸿铭存心作对,偏要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辜鸿铭骂人不分对象,不避场合,谁都敢骂,有时还真有点替老百姓出怨气的意味。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大典,铺张扬厉,大宴群僚,并唱新编《爱国歌》。辜心里不快,在饭桌上对学监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没听有人唱《爱民歌》的。”梁说:“你为什么不试编一首?”辜氏沉吟一会说:“我已得4句好词,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众人说:“愿听。”辜于是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还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有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出席的宴会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不仅讲话骂人,写文章也骂。在一篇英文文章里他讽刺说:“什么是天堂?天堂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而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宣称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鸿铭这些话骂得真是淋漓痛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4)
骂人之外,最能体现他智慧的是其机智和幽默的诡辩。他的诡辩诙谐、戏谑,经常让人难以反驳。如他反对新文学、白话文,尤其反对将中国古文视为“死文学”。他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要比烤鸡消耗得多。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而富于营养价值,且认为我们都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又如对于辫子,人家问他,满清专制早已推翻,怎么还留着辫子呢?他则振振有辞:“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无关。”他还说:“中国的存亡,主要在于道德,而不在于辫子。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去了辫子,如果国家果能强盛,则去之也未尝不可。否则我决定不剪辫。此系我个人自由,不劳动问!”这一套理由真是堂而皇之的了。最有趣的是他关于纳妾的一系列理论。五四前后,提倡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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