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孔子右手老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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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们所谓的“礼教”，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因为皇帝祭天，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守法敬长辈。在祭天，祭当权者的祖先、祭地、祭河川、祭山岳，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在《论语》与《礼记》上有若干次记载，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挽与皇室祖先的意义，如果知道，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是包括宗教的法规，也包括生活的规范，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所说的“宗教的”时代。
再者，设若孔子是个基督徒，毫无疑问，他在气质上，一定是个“高教会派”的教士（英国国教中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之一派），不然便是圣公会教士，或是个天主教徒。孔子喜爱祭祀崇拜的仪式，所谓“我爱其礼”，当然不只是把仪式看作缺乏意义的形式，而是他清楚了解人类的心理，正式的礼仪会使人心中产生虔敬之意。而且，正像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一样，孔子也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他的艺术的美感十分强烈，必然是会受礼乐的感动，《论语》上此种证明很多。祭天与皇室的祭祖会引起一种孝敬之感，同样，宴饮骑射在乡村举行时，伴以歌舞跪拜，会使乡人在庆祝之时遵礼仪守秩序，在群众之中这也是礼仪的训练。
孔子思想的特性（4）
所以，从心理上说，礼乐的功用正复相同。儒家思想更赋与礼乐歌舞以诗歌的优美。我们试想孔子本人就爱好音乐，二十九岁就从音乐名家学弹奏乐器，并且虽在忧患之中，也时常弹琴自娱，因此他对礼乐并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在孔门经典中清清楚楚指出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六十四岁时，删定《诗经》，据说经过孔子编辑之后，其中的诗歌才算分类到各得其所，而且各自配上适当的音乐。事实上，据记载，孔子自己讲学的学校，似乎不断有弦歌之声。子游为武城宰时，开始教百姓歌唱，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并且向子游开玩笑。见《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礼乐的哲学要义由《礼记·乐记》可见：
“观其舞，知其德。”（见一国之舞，知其国民之品德）
“乐自中出，礼自外作。”（音乐发自内心，礼仪生自社会）
“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表喜乐之感，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又不能以他物代替之）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代表天，是抽象的；礼仪代表地，是具象的。）
国不同，其乐不同，正足以见民风之不同。
先王制礼乐，不只以餍百姓耳目口腹之欲，亦所以教民正当之嗜好，明辨邪恶，民生和顺。
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莫若荀子。荀子与孟子同时，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其哲学思想在《礼记》一书有充分之阐述，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
对礼之重要有所了解，也有助于对孔子另一教义的结论之了解，即“正名”一说。孔子把他的当代及他以前两百年的政治历史写成《春秋》，其用意即在以“正名”为手段，而求恢复社会之正常秩序。比如帝王处死一叛将曰“杀”之，王公或将相杀死其元首曰“弑”之。再如春秋那些国里，非王而自称王者，孔子仍以其原有合法之头衔称之，即所以示贬也。
（三）仁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设非如此，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儒家整套的礼乐哲学只是“正心”而已，而神的国度正是在人心之中。所以个人若打算“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其结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于仁，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他是绝不肯以仁这个字轻予许可的。有时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仁”，十之###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在本书《中庸》一章里，孔子指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他有一次说，孝悌即为仁之本。
“仁”一字之不易译为英文，正如“礼”字相同。中文的“仁”字分开为二人，即表示其意义为人际关系。今日此字之读法同“人”，但在古代其读音虽亦与“仁”相同，但只限于特殊词中，汉代经学家曾有引证，今日已无从辨别。在孔门经典中，“仁”这个字与今日之“人”字，在用法上已可交换，在《论语》一书还有明显的例证。在《雍也》篇：宰予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足见“仁”与“人”在这里通用。
由此可见，“仁”与“人”之间的联想是显然可见的。在英文里，human，humane，humanitarian，humanity这些字，其中最后一字就含有mankind和kindness两字的意思。孔子与孟子二人都曾把“仁”字解释做“爱人”。但是此事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如我所说，孔子不肯把仁字用来具体指某个真人，同时，他也未曾拒绝举个“仁人”的实例。第二，他常把这个“仁”字描写做一种心境。描写做人所“追寻”、所“获得”的状态，心情宁静时的感受，心情中失去“仁”以后的情况，心中依于“仁”的感受。而孟子则曾说“居于仁”，好像“居于室”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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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的特性（5）
所以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准乎此，孟子开始其整套的人性哲学的精义，而达到人性善的学说。而荀子相信人性恶，关于教育、音乐、社会秩序，更进而到制度与德行上，则走了孔子学说的另一端，发展了“礼”字的观念，而置其重心在“约束”上。在普通英文的用语里，我们说我们的相识之中谁是一个real man或real person，此词的含义则极为接近“仁”字。一方面，我们现在渐渐了解何以孔子不肯把“仁”这个徽章给予他当代那些好人而称之为仁者，而我们今天则愿意把real man，real person一词最高的含义给予我们的同代人。（林肯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另一方面，依我们看来，一个人做人接近到“仁人”的地步并不那么困难，而且只要人自己心放得正，看不起那些伪善言行；只要想做个“真人”，做个“仁人”，他都可以办得到。孔子都说人若打算做个“仁人”，只要先做好儿女、好子弟、好国民，就可以了。我们的说法不是和孔孟的说法完全相符吗？我以为，我把中国的“仁”字译成英文的true manhood是十分精确而适宜的。有时只要译成kind…ness就可以，正如“礼”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做ritual（典礼），ceremony（仪式），manners（礼貌）。
实际上，孟子的理论已然发展到人性本善，已是人人生而相同的了，他还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也正是此义之引伸。儒家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将此种近乎人情的方法用在德行方面，从平易平凡的程度开始。这一点足以说明其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可爱之处，正好不同于墨子的严峻的“父道”与“兼爱”。儒家有合乎人情的思想，才演变出以人作为人的标准这条道理。这样，不仅使人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使人能够自知，也自然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孔子不仅以此作为“真人”、“仁人”的定义，并且说他的学说是以恕道为中心的。“恕”字是由“如”与“心”二字构成的。在现代中文里，“恕”字常做“饶恕”讲，所以有如此的引申是不难看出的。因为你若认为在同一境况下，人的反应是相同的，你若与别人易地而处，你自然会持饶恕的态度。孔子就常常自己推己及人。最好的比喻是：一个木匠想做一个斧子的把柄。他只要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斧子的把柄就够了，他无须另求标准。人就是人的标准，所谓推己及人是也。
（四）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儒家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伦理方法已然讲解清楚。最简而明的说法是：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一定是个井井有条、安宁治安的社会。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这种说法颇类似现代教育家所说，现在天下大乱在于教育失败一样。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人修身作为摹本的开始，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本书《伦理与政治》一章中有详明的叙述。中国人对格言谚语的重视，由此看来，自然不难明白，因为那些格言谚语并非彼此独立毫无关联，而是一套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哲学。
从现代心理学上看，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对孝道的重视（我不妨译做“当好儿女”）是以习惯说为其基础的。孔子、孟子都分明说，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对国家的元首也会敬爱。家家习于仁爱，则全国必习于仁爱；家家习于礼让；则全国必习于礼让；使弟子敬爱父母兄长及尊敬长辈，必在成长后为良善国民莫定正确的心态与道德的基础。
（五）士
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是尽人皆知的。孔子所说的君子，绝不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几分鄙视之心。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中文里的君子一词，在孔子时已然流行，只是孔子另赋以新义而已。在有些地方，其过去的含义与“君王”相同，决不可译成英文中之gentleman；在其他地方，其含义显然是指有教养的绅士。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君子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其所形成的意思，颇类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帝王”。关于以身作则，或者说是身教，其力量如何，这种学说在《论语·述而》篇有充分的讨论。对于道德行为之影响力量，孔子是过于自信。有一次，一个贪官季康子告诉孔子，他国内盗匪横行，窃贼猖獗，他深以为忧，孔子很直率地告诉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本人若不贪，你赏窃贼让他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