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的亚当夏娃们-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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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一新生偶见一位穿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看行李，自己去报到。学生回来后称谢，看门老头离开。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台上坐着这位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北大新生看行李的
‘看门老头’。其平易温和如此。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名师张老曾在其《北大忆旧》忆及旁听生趣事：
“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
都说北大怪人狂人多，互相不服气，确是如此。北大汪丁丁就曾在课堂上被学生当众教训讲错了，汪于是请学生来讲，自己坐在前排规矩地听。北大一名王姓教授也在课堂坦言：点名是破坏形象的事……真乃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今天的北大清华等名校名师的课，旁听者众。雀巢鸠占，本校学生倒也无奈，只好高呼几句打倒旁听者了事。
北大才女张曼菱曾撰文忆及与诸名师交往趣事：她与季老十数年如一日的友谊；给钱老写信谈《管锥编》心得竟然收到钱老亲笔回信；朱光潜教授如何在未名湖畔告诉她‘朱的书没什么，要看西方原著，才不浪费时间’；李泽厚教授如何在书房与其大谈‘中国古代妓女对文化之贡献’；她如何让在北大讲座的曹禺勃然大怒血压升高，只因她递一纸条，上书‘您认为是您的王昭君活的长，还是汉宫秋里的昭君会千古？’
短短数笔，名师个性身形风格跃然纸上。
混迹于北师大期间，曾听过书画大师、著名文物鉴赏家、国学名师启功先生的讲座。
“我的祖先活动在东北，是满族，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说’……甫一出口即谦逊之至。
启老住在北师大红楼，当老人托病不会客时，就在门外贴上‘大熊猫病了’。启老的学生总爱称他为“博导”，启老便言：“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他被任命为国家文史馆馆长，别人告诉他这是“部级”，他则打趣地说：“不急，我不急！”得心脏病入院调侃：我的心坏了坏了的！书画店巧遇仿冒者，启老劝：“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面对仿冒赝品的启老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1978年启老所做《自撰墓志铭》，其幽默仁达谦虚，让人肃然起敬。
近日读围城，读到“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的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的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他们的毁骂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未日的审判，毫无上诉的余地”，不由击节而笑。这种入木三分字字珠玑的表达是典型的钱氏风格。
钱钟书，无锡人，宇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牛津。归国后先后执教西南联大等高校。其深厚中西文造诣被海内外誉为‘文化昆仑’和‘一代博学鸿儒’。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围城》和《宋诗选注》等，无不让人叹为观止疑有神助。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狂：钱老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
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先生的自我评价是：“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狷者，性情正直也。
谦：钱老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自谦为“文改公”。
真：对于《钱钟书研究》、《钱学年鉴》，他道：“吹捧多于研究”，“拾到篮里便是菜”，“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一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80寿辰时，有单位要为他祝寿，还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他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对于自己的丧事，他在遗嘱中写道：“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钱老的学生许渊冲回忆到：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不说汉语；他用一口牛津英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钱先生注重“真”，不行就不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钱先生说： 我在社科院不管事；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
如今之中国高校，如上者有实才受拥戴之名师几何？
一位颇有见地的某名校文科状元，喜欢追逐名师，北京名校名师的课听过不少，让我们听听他的看法：
“我有个很要好的外国朋友经常说，中国的大学老师和他们的大学老师很不同。外国的老师衬衫牛仔裤，上课非常随意，经常坐在课堂上把大家围扰在一起讲课，学生常常跟老师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还把老师的故事编成喜剧在学校里公演。有时候老师不讲课，让同学自己讲，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是轻松活泼自由民主，我们是呆板填充和机械式的，所以国内很多高校同学上课不积极，总想着办法逃课去玩，或在寝室睡大觉。我有很多同学大学四年里逃掉了60％以上的课，这样的人据我所知还不在少数。
说到这儿，还想谈谈学校里专业课开设的问题。现在的很多大学里不少专业都属于旧时代的过气产物，这些专业非常冷门也缺乏实用性，很多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这些假大空的专业用不上呀！想想苦学了四年甚至七八年，却因为专业的原因东漂西晃，多郁闷呀。可是这也没办法，学校开设这门课总有人要读吧。我就听吉大计算机系的同学说过，他们有某门课早就是没有价值的废课了，但这个院的副院长只会教这门课，如果取消那门课那副院长不就丢了饭碗吗？那哪儿成呀！
除了专业设置不科学，落后时代以外，也有些老师责任感不强，对学生近乎淡漠。他们一心赚钱，忙着在外面炒更兼职，有的课次都上不满，考试的时候提前划些范围或者出些容易的，大家一齐蒙事过关，你好我好。我们院曾有位班主任在考试前让学生将自己期望的分数写到试卷后面，结果学生随便写的分数竟然最后成了卷面上的真正分数。曾经有一位名校的心理学导师就问自己的弟子：你是谁的学生？这个一点不夸张，我在现场，亲耳听到过。
回过头来，还说说名师吧。我听过不少名师的课，可是怎么说呢，有很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些名师有的因为出过很多专著，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并不代表他口才好有感染力，如果拿着著作照本宣科，实在没什么意思，不如私下买书看；有一些名师在他所从事的领域有突出贡献，但讲起课来不是语言罗嗦就是惜语如金，也有些讲不了普通话，一口生涩的方言，实在让听者头疼。有一些讲课很风趣也很卖力，听的人也不少，但缺乏象钱钟书类大家的博学、旁征博引和举一反三。老实说，真正将语言艺术、授课风格和学识统一起来，自成一派的名师，少而又少。
在北京的考研和出国培训圈子里有些名师。比如考研名师就有王长喜、曹其军、朱泰祺等（英语）；政治有陈先奎、岳华亭、余学本；数学有陈文灯。这些人的课都很有特点。曹其军陈先奎的课都不错，朱泰祺老师很用心，但上课语速比较慢，夏天在大合堂教室里听着难免有些昏昏欲睡。
说名师，还得说新东方。那里的明星老师一抓一大把，不服不行。我听过宋昊的GRE词汇，感觉就是不一样。真的。”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听到宋昊的大名了。前一次是一位山东同乡提起过，说宋昊的课真是精彩，那是个牛人。这个让众多学子着迷不已，大加赞赏的宋氏究竟是何方神圣？后来一问，才知在北京留学一族中，宋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是新东方名师，东方三少侠之一（另两位分别是钱永强和杨继）。
宋昊，自称人间小精华，天才，新东方明星老师代表。毕业于山师大生物系，山东人，1994年考上中科院研究生。宋昊进京的笑话流传甚广：那日牛人穿着布鞋军裤，脏汗衫，拎着大塑料袋，里面装着菜刀菜板锅碗瓢盆（北京米贵，居大不易），从火车站进了地铁，转了若干圈，转了向。后来才知道要换乘直线才能去往自己的目的地…木樨地。
宋昊进新东方的经历也颇为传奇。据说宋昊到中关村二小办公室（当时新东方的根据地）应聘时找俞校长，小姐说校长特忙不见客。又打电话过去，被拒。于是心生一计。
宋在电话里压低嗓音问：小俞在吗？小姐问：是谁，找校长干吗？
宋答：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