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大荒-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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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楷模。
　　杨沫：50年前，我就喜爱丁玲这个作家和她的著作。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曾像乳汁一样哺育我成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她对革命的忠贞，对光明和理想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都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陈登科：1951年，我才认识了丁玲，那时我到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和我第一次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叫你学文化是党对你的培养，现在把你送到这里来学习，还是对你的培养。”她叫我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要先做一个共产党员，而后做作家。丁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我得意的时候，她就要泼一盆冷水，当我失意的时候，她就会捧来一团火，热情地鼓励我。当我在文研所的学习行将结束时，她对我说：“你要继续留下来读书。”我说我在这儿学习近三年了，我应该到生活中去。丁玲就马上鼓励我下去，我一到安徽，就去一个工程队当教导员。这个工程队要建一个水库，我就参加了。我在实际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才几千字，题目叫《离乡》。其中写了一个老头子的心理活动，写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参加治理淮河，他为什么在家里呆不住而硬要到工地去。后来这篇小说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发表以后，有好多同志对这篇作品表示赞赏，他们说：“喂，陈登科，写得不错啊！你现在有很大进步啊！变化不小呀！”把我捧上了天，捧得我晕头转向的。后来，我到北京去看丁玲（我每次上北京都要去她家）。一进门，她就说：“陈登科，你那篇《离乡》我看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乐滋滋的，暗自想：“大作家一定要表扬我几句了。”于是就微笑着问她：“您有什么意见？”她说，“我看了你的《离乡》很难过，为你难过，也为我难过。为什么呢？你在文学讲习所学习近三年了，应该学到的东西你没学到，人家丢掉的东西你却从地上拾起来当做宝贝。”我一听这话，就像迎头淋上了一盆冷水，身子凉了半截，尴尬地缩回脖子，颓然坐在椅子上。就在此时，陈明出来解我的围了，他打岔说：“不谈这些了，喝咖啡，喝咖啡！”于是，我就喝起咖啡，咖啡一喝，僵局也就打破了。当气氛和缓下来的时候，我对丁玲说：“这样吧，我重写一遍。”丁玲说：“好啊！就住在我家里写。”我就住在她家了，住了十多天，写了一篇《黑姑娘》。写出来以后，我就像学生交卷子给老师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把《黑姑娘》交给丁玲看。丁玲看过之后说：“这就对了，你又回到你原来的道路上去了。”就是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丁玲对我如此关怀、爱护、培养、教育，但是在1957年，我也表态和她划清界线，也跟别人一样去批判她，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一大污点。1955年的时候，丁玲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我不知道。当时，省委告诉我，说###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我们的文教书记告诉我：“通知里没说开什么会，听人说，丁玲要受处分了。你到北京去，要看情况，不要乱讲话，我先给你打个招呼。”我一听，很不相信：暗忖“丁玲怎么会出问题呢？”一到北京，我就同往常一样去看丁玲，还带个朋友同往。一进丁玲的家门，丁玲就满脸笑容地和我打招呼，她说：“陈登科你来了。”我说：“我是来开会的。”她说：“你们就是开我的会呀。”我说：“开你什么会呀？”她说：“哎呀，你明天就知道啦，他们说我反党。”我一听急了，气冲冲地说：“谁说你反党，你怎么会反党呢？”此时，陈明出来打岔：“别谈啦，别谈啦，来，来，来，吃饭，吃饭。”晚上，我们吃过饭才走。

永不消逝的活力（4）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要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把我弄糊涂了。那次，有的人在台上批评丁玲提倡的“一本书主义”，等等。我在台下想，怎么冒出个“一本书主义”？我在文讲所学习三年怎么没听说过，丁玲也没对我讲过什么“一本书主义”。到了1957年，又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文学讲习所（鼓楼东大街103号）去，集中了一个多月，要我们检讨，要我们和丁玲划清界线。那时候检讨，我和徐光耀都是重点。所谓“检讨”就是上纲上线，把对方和自己，都臭骂一通。我检讨一次，两次，终于获得成功啦。为什么说成功呢？因为把我的检讨公开发表了，一公开发表，我就知道检讨过关了。我的检讨发表以后，我就回到省里，省里说，你的检讨我们看了，检讨过就行了，我们就不再追究啦。可徐光耀就不行了，他的检讨没被通过，人家不同意发表，回去后他就被划成右派，我没被划上。我那个检讨是违心的，我不承认丁玲反党，也不认为丁玲是个右派分子。但是，当时，我必须表这个态，必须和她划清界线。所以，这次我来这里开会，我就在想着一个问题，厦门大学开这个会议，原是我们文艺界拔乱反正应该做的一件事，但文艺界没做，厦门大学做了。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作为丁玲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厦门大学。我认为，从她的作品一直到她的为人，也有一个拔乱反正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认为，对一个人的看法，不能以人废言或者以言废人，我认为，对丁玲的作品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看待一个人应该全面。我想，研究她的作品，应该研究她同党的关系，就是要看一看她的《三八节有感》到《“七一”有感》，两者相距约40年。在这40年当中，她经过褒，也遭到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被打成右派后就到北大荒去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我没当过右派，但是我知道监狱的生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坐过五年监狱，所以我知道监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今天在座的恐怕也有当过右派的，知道当年右派过的是什么生活。当年一被戴上“右派”这个帽子，一见到人，尤其是见到熟人，就要把头低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极少数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彼此彼此，大家见了面就互相点一下头。此时“反革命”多了，就不以为奇了。在1957年，若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上了，那个滋味，那种精神折磨是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而丁玲一戴就是20多年，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这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她对党的感情并没有变，她始终把党当做自己的母亲，她的这种感情是经历过几十年的严峻考验的。
　　刘真：1956年，她被错打成了“反党集团”黑头目以后，我去看望她，她像没事一样，给我讲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尽管别人冤枉她，她一定还会飞起来，不管有多少磨难，她是打不倒的。没有想到，她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险，1957年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时期又被关进了监狱好几年。我十分想念她，挂念她，不断地打听她的消息。在深沉的怀念和挂念中，一过就是二十多年。
　　1977年，我到长治去搜集彭总的故事，这时，丁玲同志还没有平反，住在长治郊外40华里的嶂头村；不经山西省委组织部批准，是不许人们去看望她的。长治市委对我特殊地开恩了，我说我去找她采访彭总的事，市委派车把我送了去。司机向一个孩子打听丁玲同志的住处，那个四五岁的男孩十分热情，他说：“你们找老丁吗？我知道，来，跟我来。”走到一个大门口，门关着，那男孩推开门，伸进小头脸喊叫：“老丁！有人来找你哩，你听见了吗？”
　　这孩子的热情和呼喊，使我明白了她和陈明同志跟人民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了，立刻，我的两眼涌满了泪水。这是个星期天的上午，陈明同志到北京去要求平反了，只丁玲同志一人在家。她拉上窗帘，正在电视机旁站着找节目，这是一台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我进屋，身后跟着一个陪同我的，还有个司机。来得很突然，丁玲同志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来了，她在屋里的昏暗中摆着手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　。　想看书来

永不消逝的活力（5）
是啊！20多年来，有多少不认识她的人批斗她，揪她，推她，关她，所以她才有这样的回答。我走到她的身边悄悄说：“我是刘真。”她一把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另一只手关上了电视，又拉着我去拉开了窗帘，亮了。我告诉陪同我的人和司机说：“你们回去吧，晚上来接我。”
　　我们谈起来，有多少的话要问，要说呀。她告诉我：“从前我总是没有时间，在狱中我可有了时间认真地、系统地读读马列主义了，越读越想读。”她还告诉我：“一年一年长期没有人和我说话，我怕我不会发音，不会说话了，我常常背诵唐诗，用诗，自己对自己说话。”当她告诉我她正在完成长篇小说《母亲》时，我更加认识了她，她是多么的顽强啊！这就是她的起飞，飞翔。在一切苦难中，她的灵魂更加净化，升华了。这是多么难以作到的事情，多么难得的精神境界呀！当她谈起她在北大荒喂鸡的生活时，对那种劳动，和那些能够为社会增加些物质财富的小生命，她充满了乐趣和留恋之情。这都是和她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分不开的。
　　她平了反后，组织上让她住进北京友谊医院的单人房间，去全面检查身体。我去看望她，她对我说：“在这医院里不如在文化部招待所，在文化部招待所不如在嶂头村。”她所怀念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和人民在一起生活，同甘共苦。
　　她常告诉我们，认识人时不要那么简单，写人时不要粗糙。她的作品，那怕是一篇短散文，在感情上，艺术上，都是过细的，都是认真讲究的。
　　杜鹏程：丁玲献身人民，毕生永不懈怠。人民是丁玲心头的一盏明灯，它引导着作家全部的生活实践和创作、评论活动。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就单株养分来说常常比不上盆栽，只是因为它和大地相接，有“地气”的养育，那茁壮与茂盛才远不是盆栽能够赶得上的。提高“单株”的思想、艺术、知识素养，增加具体的生活积累，对于创作的重要，这是许多人都懂得的，重视的。但“地气”对改变作家的质地，保持作家内心的人民的本色，却未必人人都重视了。在这一点上，急功近利很有害。“地气”对作家的影响，是内在的，默化的，全方位的。这是它的重要之处，也正是它常常不被重视之处。
　　在窘境中，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向他们学习，还比较容易；在顺利的时候就比较难；要毕生和他们“不隔”，不断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造活动——即生活的一部分交给他们，终于成为他们中毫不特殊的一个，那是很难很难的！丁玲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敬仰。
　　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世纪，这就是丁玲。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丁玲今年80岁了。她是著名的老一辈作家，又是我校中文系名誉教授，为了隆重庆祝她的八秩寿辰，校系两级领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