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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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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当时的香港政府,认定新亚书院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赴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3)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携手散步。著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钱穆在美国讲中国史,依旧力主历史须以人为重心的观点;强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即使没有具体功绩也能因为人格的优越让颜渊、伯夷、叔齐等人物在历史中留名。
  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考察,又赴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参观。新亚书院也在当年添设物理化学系。
  不过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这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虑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时为取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应该叫“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给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txt小说上传分享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着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早在北大讲学时期,钱穆已声名鹊起。而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更是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在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演讲五四运动之后,终在8月决定赴台定居。同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之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自己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是钱穆仍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 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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