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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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9）
医生看情形不对，才忙着换床位使用更大的氧气急救设备。就在这边小氧气管摘掉，推到另一床位接大氧气筒时，梁实秋心脏停止跳动，时间是清晨7时30分，三次电击也挽救不回。
早在三年前梁实秋即预立遗嘱，不组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登报、不举行公祭、不收奠仪，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他改变心意，不葬在元配程季淑安葬的槐园，而是土葬在离台北不远、较高、视野广阔的地方。
关于墓地的选择，梁文蔷指出，早在1975年父亲给她的《临别留书》即提到“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年留书再提：“……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人生苦短，如石中火，炯然一现，万事皆空，思之亦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梁实秋的笔仍感性地让人泪潸潸。他在给儿子最后的信中提到：“死欲速朽，何用铺张？”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过世后，韩菁清也紧急为梁实秋留在海峡对岸担任律师的长女梁文茜和外孙女王群申请去台奔丧。当时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去台却还卡在台湾“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的情况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的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台湾当局的“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虑。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当局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于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的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了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死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而导致梁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法院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践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抛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甚至是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须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须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从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梁实秋个人的制约，才使得他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浪漫主义，却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原名钱思嵘，1902年改名为钱穆。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 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常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
辫。 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着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的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来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2）
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六十余人，开始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 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