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写新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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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策，但更多都是在行业秩序的维持和整顿上，但在增大土地供应量方面却总是言行不一。每年的土地供应计划里说得挺多，但几乎每年都完不成。但在房价跌的时候，他们便坐不住了，南京的官员就开始喊话，谁降价就查谁。一大堆的优惠政策也出来了，当年房价涨的时候，紧缩政策可是陆续不断地出了3年才出完，房价一跌，优惠政策半年之内全部出光光了。这给开发商的信号就是，政府可以容许房价涨，但不容许房价跌，不会见死不救，换了谁，谁腰板不硬？
话说到这里，就有些黑色幽默了，不过，还有更幽默的。开发商认为记者应该听他们的话，理由很简单，说得最多的一条是，我们在你们报纸上有广告。言外之意是，我有广告，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你就应该只报喜不报忧。
其实，每到那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你会发觉，真正需要被教育的恰恰不是媒体，很多人纵然清楚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但仍会很自以为是地想改变你。所以，有时遇到我很不喜欢的媒体对接人这么问我，我也经常反问：为什么我要按你的通稿写？
（朱文策）
算账记
什么事你较起真来，还真有点“椰风挡不住”。上周深圳出租车价格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对于这个方案深圳人期待已经有5年了。还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参与过出租车降价听证会，当时主题是降价，市民从8元起步，到10元/3公里起步都进行过热烈讨论。但这一切都被油价的高企打破，经过听证会后方案却变成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作为记者，我并不甘心，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分管的市领导问及此事，虽然屡次被拒，但终于在2006年得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油价涨了，出租车价没有涨就是变相降价。”这句话却总算是给了老百姓一个说法，不降了！
这句话在当时也引发了网民的争论，但相比5年后，那次舆论压力还真只能算是“毛毛雨”。2009年6月，发生被网友们形容为“最不明智”的举动，深圳召开了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虽然政府竭力解释是调整不是降价，但根本挡不住5年来人们情感的倾向——降价。于是，政府和民间就在这么一个“误会”中，各说各话。我从多方打听到，此次调整关键在于调整“绿的”的结构，改变不打表的现状，而“红的”则真正作为“绿叶”。但“红的”12000多台，从数量上来看，它就是天生的主角。一场闹剧上演了，演员们没有对话，只有独白。
在这场戏剧里，记者天然地站在了市民的一方，揪住政府的方案，仔细地研究起来。本应作为陪衬的“红的”，却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什么事你较起真来，真的挡不住。上周，南都一篇《市民等五年 降了1毛钱》的报道几乎轰动了整个物价和交通系统，也为市民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确做得非常辛苦，运价是一堆数字，记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堆数字里找到规律，并提炼出来。十余年不用的方程式都用上了，我和编辑一个计算，一个检查，耗费了近三个小时，终于看明白了方案的规律，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市民来说，只有一毛钱的优惠。当然，事后物价局制订方案的“高手们”对我的这个说法非常“反感”，他们说，为什么只提优惠1毛的事情呢，还有市民享受了两块五的优惠呢。好吧，我理解他们，或许换了我们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说出这种话来。但老百姓也不是吃白饭长大的，比记者优秀的数学精英多得是，我相信记者看明白的事情，老百姓也看得明白。
真理从来就是*裸的，*裸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不过，这次政府官员也觉得很委屈，他们的重点在“绿的”，人们却揪住“红的”问题穷追猛打。媒体呢，也没有义务做和事佬，什么东西好看出彩就做什么。于是，出租车事件就演变成为市民、的哥、政府甚至企业四方都有怨言的一件事。如此看来，把好事办好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任笑一）
媒体人的咖喱餐
2008年年底，在香港和朋友谈论圣诞节如何吃大餐，说到各种美味的印象，朋友神秘地说，最期盼的是在2009年能收到政府新闻处的邀请去吃咖喱餐。原来，作为传媒人，能在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被邀请吃饭，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要是邀请报道香港的内地媒体，意义更是不同了。
之前听说过香港警察请人喝茶，廉政公署请人喝咖啡，但没有听说过政府新闻处请人吃咖喱餐。在香港与政府新闻处也曾打过交道，每次有求必应，然而却没有被请过咖喱餐。对于香港传媒来说，咖喱餐却是一种见证传奇。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做记者的，就开始流行围堵采访最快最新的新闻，很多事情力求最快报道。当时的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在任）在一次出席活动记者争抢位置时，被数个话筒伸过来围住。可当时有记者不小心，话筒打了尤德的头。政府新闻处后来推出新动作：组成“行街队”。
凡是有政府高官外出活动时，新闻处就负责组织记者采访，既满足传媒要求，又不会让传媒吃饭的铁家伙碰到被采访者。有时候遇上场地限制的采访，政府新闻处会挑选一些报纸、电视、电台的代表组成联合采访队，采访后的结果，交给未去的传媒共享，没有参与的媒体下次有机会轮换。而当时的新闻处长曹广荣（1983—1985年在任），则更进一步与传媒搞关系，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请各家传媒高层聚餐。政府买单请吃饭的事情，在香港还是有规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传媒高层人数众多，后来看中了香港辅警的饭堂，而辅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餐。此后的二十多年至今，历任新闻处长都要请传媒高层吃“咖喱餐”。
不过，话也说回来，传媒高层吃了二十几年的“咖喱餐”，已经成季节性节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的“咖喱餐”再有突破，除了传媒高层外，首次增加席位请新闻一线的记者吃“咖喱”。不过，新处长还卖关子，说2009年是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到时有特别活动。这个包袱埋得巧，让朋友惦记着快一年时间，不过也快了，就两个月时间。
中国人爱喝茶，老外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喱因为味道独特，无论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欢。听完了新闻处的故事，当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喱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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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顺义的良心账
18天前，他曾给我们打来报料电话，自称欲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却一直没有通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8天前，他背着菜刀和锤子到社保局，关门，抡锤，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拘留所，愤怒与希望，一同被砸碎。
现在，2009年11月，我们的同事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兰州街道上，奔走于各个局之间。犯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希望能多搜集一丝证据，还他之前的“无理取闹”一个公道。
但或许，还有赎罪之心，不是吗？如果18天前，我们的接料记者及时处理了这个个案，甚至只是让倪顺义感受到，有人在关心和关注他，或许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报社领导说：“这是我们欠了他的良心账。”
我们无意去责备任何人，事实上，每天各种纠纷和不满反映到我们这儿的，实在太多了，有许多充斥着个人的恩怨、利益群体的欲望，也有许多是年代悠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连政府也摇摇头：“纠缠不清楚了。”
但我们也无意为任何人去开脱。有多少无能为力，就有更多的漠不关心。有意或无心，事实是缺了一双温暖有力的手，结果是多了一个踉跄走上歧路的人。为什么非要等鲜血涂花了白墙，我们才惊愕、屏息、瞠目，才在这一刻停下那两片热切讨论着生活琐事的唇，从喉间发出一声“啊”来？这个反问句，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所有的“有关部门”。
倪顺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多少个普普通通的人主动站了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明。已退的人事科科长怒斥“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和他素不相识的老工程师感慨：“他没钱，也没权，最后只能‘硬碰硬’！”和他境遇相似的人因为同病相怜而责问：“产生了问题都是我们无辜的弱者来承担，合理吗？”代理律师则在我们的网上留下长文，希望他能“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看守所，看到这片蓝天，也许，还能看到政府为他改变了一些什么……”与其说大家是同情他，莫过说是兔死狐悲，莫过说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沦为僵硬的“游戏规则”下的非顺之民。
有人指责，“天无绝人之路”，之所以被自然淘汰必然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这样*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瞬息在评论里被口水淹没。网络舆论是有暴力存在，但与其说大家在为倪顺义强横辩解，毋宁说是“草民”对求生本能下的挣扎都有太深的“切肤之痛”。这就是“人之常情”，不考虑人的基本情感，一切的规范和管理活动都只是一种空谈。
那天，倪顺义的前妻赵姐，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一只手：“你知不知道，当他们开着车时，我们在为了节约1块钱的车票……想方……绞尽……我们……”她说不下去了，我抽出两张纸巾给她。她的手没有任何温度。
这一刻，我在反躬自问，直到地底，但下一刻，我们在地平面上如常行走时，将会重新沦为看客吗？
（叶枫）
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噪音太多》、《我执》、《常识》，2009年书市最猛的莫过于梁文道，一口气推三本书，并且立刻荣登深圳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无独有偶，去年广东高考作文题还就叫“常识”，无怪有人要说，梁文道不火都不行。
签名售书、搞讲座、上电视，梁文道成了近年来深圳人心目中最红的大叔。 借用梁文道评论马英九时说的话，“越是有吸引力的人，我们越难相信他居然受得住诱惑，这是铁律。可是仍然有人要问：真有这么完美的人么？他是装的吧，他一定很压抑……总之，大家还是不能彻底信服你这张真正的脸孔，你要比任何人都要艰苦地证明自己的品格与能力。”
聪慧、博学乃至天才，老实说，这些优势在信息膨胀的时代，其实都已经不那么稀罕。但当与它们同时呈现的并非刻薄、冲动、充满优越感的自以为是，泛商业或泛娱乐，而是包容、客观、谦逊和温和的时候，情况必然会有所不同。而这正是许多人喜欢梁文道的原因。 他既是一个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又是开拓、包容的，他既是讲述者又是倾听者。甚至连他恰到好处的语速和声线都是加分的理由。在急躁而喧嚣的时代，可能“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正如梁文道在为《常识》作自序中所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如果公众只是想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实在用不着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或者阐述大段物理原则，而“只需要说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梁文道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