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天山风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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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4）
黄火青住房后院里有个小水池，夏日池边绿草丛丛，冬日池中一片冰心，春天买三四十只小鸭放养，秋后杀了腌起来吃，还用12元钱买了只小鹿养在园里。当地风俗，六、七月间果子熟了，有钱人家要请地方长官“浪”园子，喝茶，吃烤羊肉串。这对主人来说是很体面的事。有个大阿訇伊布拉伊，100多岁了，在地方上很有威望，过生日时请行政长。黄火青去他家“浪”园子。果树亭亭如盖，园中荫凉爽人。
在阿克苏时，黄火青意外地收到一封家信，是寄到延安后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由办事处转到迪化，最后才送到阿克苏。这是他离家十多年第一次收到家书，信内附了老母亲的一张照片。大哥的信充满感情，说多少年来只收到过他从福建寄出的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但得到很大安慰。大哥还说多年来天天看报，随时留心他的消息，等等。黄火青看着老母亲的照片，思母之心的迫切与深情眷顾，使他平静已久的心，又成了秋后的茅草地，凄凉荒芜，又杂乱无章。
1940年夏，盛世才突然给黄火青来了个电报，说他母亲病重，要他回家探望，为照顾母子之情，准予离职等语。他心里明白，可能是中央调他回延安。
他去苏新贸易公司辞行，他们听说他回去没有车，就派了一辆载重汽车送他一家三口去迪化。第一天住在库车，受到林基路夫妇的热情招待。第二天到迪化，见了陈潭秋。陈告诉他，周恩来由苏联返回延安路过迪化时，对盛世才讲了中央要调他回延安。据陈潭秋说，中央准备派他到湖北担任新四军五师政委，接替陈少敏的工作。
他乘飞机出发，盛世才到机场送行。飞机飞经凉州和兰州之间的乌鞘岭时有云雾不能通过，临时在凉州降落。飞机场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找机会把刻有“黄民孚”三字的图章扔进一口井里。因为盛世才给他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少校参谋黄和青”，不是黄民孚。他们到兰州后买票坐汽车去西安。国民党特务也跟着上了汽车，想要搭腔，试探是否从新疆来。车开到华家岭住了一夜，次晚宿平凉。早晨上汽车后，他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挟着皮包进了汽车站，向屋里走去，样子有点像张国焘模样。他赶紧把脸掉过去，心里有点紧张，没开车前的那几分钟真难熬。
黄火青一家三口经西安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正好在陈云隔壁的窑洞。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告诉他，要等到交通方便时才能去新四军五师。一两天后，陈云通知，毛泽东要见他。
他是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着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毛对他说，新四军五师现在去不了，是不是到学校里学习学习。
“我已经快40岁了，怕学不进去！”
“我比你大8岁，还在学习呢！”毛泽东笑笑说。
毛泽东问了问新疆以及盛世才的情况，各少数民族人口多少和盛世才军队的数量。他告诉毛，盛世才部队包括后勤人员号称3万，其中战斗兵员不过万把人。
黄火青告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他一句话，有两个人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他体会毛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王明住在杨家岭，他去了一趟；高岗新搬住处较远，和高岗又素不相识，就没有去。朱总司令、周恩来和任弼时他都一一去看望过。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5）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
汪小川走出新兵营，到新疆日报社任副社长，化名汪哮春。社长由外事处处长王宝乾兼任。汪小川是新兵营干部队党支部研究后推荐给陈云的，文化程度在新兵营算高的，但也只有高小毕业。陈云考核后感到他的写作能力与报社副社长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就连续一个多月亲自辅导他提高写作水平，帮助他熟悉报社副社长的职责，还修改了他上任后见报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的新疆日报社根本不像个事业单位，倒像个小衙门。生产部主任是退伍军官，权力很大，超过编辑部的一切人。他说能出报就印，说不能出报就印不成。每期印刷3000—5000份，能不能发行出去，权又在他手里。星期天报社放假一天，像其他官衙一样，因此星期一无报。按规定报纸每周出六期，但并没有保证。
汪小川初去时，报社在城东小巷，大门对着师范学校。一进大门，是条很窄的砖铺通道。通道右边是一排七八间土木结构的平房，有社长、副社长办公室，有制版科、校对科和印报车间。通道左边有两栋砖木结构的长方形房子，各约50平方米，前屋是生产部和发行科，后屋是编辑部和总务科，中间用些柜子之类的家具隔着。20多个编辑、记者挤在几张桌子上工作，多数愁眉苦脸，惶恐不安，不出报，少编稿，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印报车间的印刷设备破旧不堪。一台对开平面印刷机，一般时候用小柴油机带动，遇到故障就用人力摇动。一台手合式铸字机，汉字铜模残缺不全。小化铅炉整天冒出浓浓的黑烟，使整个车间的空气浑浊不堪。制版科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报纸图片制版，而是为盛世才印钞票制版，请有一位苏联工程师。工程师占用两间小房，油漆一新，是报社最辉煌之处。
1938年5月，汪小川用化名汪哮春给武汉*办的《新华日报》写了一篇通讯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党代表授意并修改的，题为《建设中的新新疆》。文章从“新疆的政治状况”和“新疆的建设事业”两个方面介绍了“六大政策”在新疆实施取得的成果，表明共产党人支持“六大政策”，把反帝和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给盛世才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到后很得意，同意在西大桥修建新报社，立即拨款动工。此前，兼社长王宝乾曾向盛世才建议修建新房舍，采用新设备，虽得到盛的同意，但迟迟未见拨款。
延安来新疆的第一批干部，李宗林化名李啸平，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化名王苇，任文艺版编辑兼校对，后任制版科科长。编辑长李宗林一到任，就在报社新址工地上坐镇指挥，加快了施工进度和质量，主要厂房和生活用房仅几个月就基本建成。社长王宝乾通过外事关系，从苏联购进一台半自动全张印报机，使全社职工顿开眼界。可惜的是，只有主机，没有副机和配件，发挥不了作用。进步人士萨空了任副社长后，立即去内地和香港购置必要的印刷设备，物色急需的技术人才。萨空了劳碌奔波，终于解决了这方面问题。报社确实有了点新的气象。
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也是有争议的。盛世才1938年夏天在一次“反帝会”总会干部大会上说，他的“六大政策”即是“六大主义”，既不同于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三*义，亦有别于新*主义，“六大主义”最恰当，等等。对这篇讲话，共产党员颇多抵牾，一般认为“不要理睬”，也有人认为要适当抵制和批判。不理睬，实际上不大可能。盛世才手下几个人，揣摸其主子心理，要按照其主子的腔调奉迎拍马瞎吹乱捧。报纸拒绝刊登这类文章，当然引起盛世才及其核心成员很大不快。为此汪小川给党代表写了个意见，说明报纸拒登甚至应该批判的理由。党代表考虑到各方面关系，没有采纳汪小川这个意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6）
延安来的第二批干部，也有几个人分到《新疆日报》。李何化名洪履和，任国际版编辑；王谟化名王谟行，任国内版编辑，后调任喀什报社编辑长；邝宗球化名马殊，任文艺版编辑，后调任和田报社编辑长；陈清源化名陈浩然，编辑，后调任阿克苏报社编辑长；陈谷音化名陈克琴，先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后调任报社编辑；郭春则化名郭慎先，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后调任报社编辑、校对科科长。
当时报社有职工80余人，其中采编人员近30人。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看到共产党人挤住在狭窄的宿舍里，却不分昼夜地工作和学习，深受感动。他们拿共产党人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同任何部门和单位的情况做比较，觉得每一个人都那么优秀，那么坦诚，那么可亲，觉得这些人是真正为新疆新闻事业献身的。共产党人也有意识地同进步青年交朋友，团结教育他们。凡是党员能够看到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言论，未及公开发表或不便在报刊上转载的，看过后转交他们阅读，有时还组织一些座谈等。大家谈了许多，不管是严肃的话还是幼稚的话，都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些青年逐渐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参加共产党或党领导的组织。报社党员较多，有党小组，但他们遵循上级规定，在新疆不建立党组织，不发展*员，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邓发、陈潭秋都十分重视报纸宣传。报纸的重要社论、文章或消息他们都要审看。1939年秋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苏联路经迪化，在南梁招待所召见汪小川汇报报社的情况。周恩来耐心地听完汇报，明确指示：一定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要团结各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在周恩来等人深思熟虑目标远大的嘱咐中，《新疆日报》的编辑方针和版面内容不断改进，*党人努力使之为团结抗日多尽一份力量。
茅盾、张仲实接受杜重远先生邀请来到新疆。报社人员，特别是副刊《绿洲》的编辑欣喜若狂，约请两人写文章、演讲、开座谈会。茅盾、张仲实为报纸说了些好话，也提了些改进意见。报社决定扩充副刊，增加期数，加大版面，甚至想筹办类似“绿洲”之名的文艺刊物。这么一件事，被盛世才一伙知道，多方加以阻挠，原来报屁股上小块“绿洲”副刊也不能照常出版了。茅盾和张仲实看到盛世才统治如此*、暴戾，料想在新疆难有作为，很快就束装东返了。
《新疆日报》曾经发表过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消息和文章，还全文转载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主义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等。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新疆日报》也和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报纸一样，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并且发表了盛世才签发的支持新四军的通电。《新疆日报》让人们透视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新闻可以与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对应起来。新疆的新闻难有独立人格。
抗战初期，在全国抗日潮流的影响下，盛世才对报纸大量转载*领导人和国内进步人士的文章、讲话、著作纵然心有芥蒂，但毕竟不好提出反对。可是自从他将爱国*人士杜重远软禁在家之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续用通报形式给汪小川记“大过”两次，而且明令通报。记过的理由说是报纸上发现了差错，诸如“督办”成了“督辨”。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汪小川感到局促、郁闷，处处缚手缚脚，时时憋气窝火，又不愿意也无法和盛讲什么道理。经过上级同意，他于1939年底借口“家严病重”，怀着残缺的新疆梦、报纸梦，请长假回了延安，和他同行的有韩光。韩光先在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