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天山风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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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掩卷沉思，便想尽早回国。祖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应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当我第二次碰到许之桢时，由于我恳切地要求，终于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即，他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让我找中国代表陈琳（任弼时）同志。
我按他指示的路线和地址找到了*代表的住处，陈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回国了。他要我马上回去，买两个大木箱，然后到书店选购一些军事理论与技术书籍，将木箱装满为止。
我从陈琳同志那里出来，直奔阿鲁巴大街，买了木箱和书籍。次日上午，乘一辆小汽车在城内兜了几个圈子之后，便朝东南方向的郊区驶去。大约行驶有40里，车子开进一个陌生的村落，看样子好像沙俄时期的大庄园。别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围墙。这里有几位中国人住着，其中有陈龙、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约20多人，都是等回国才住在这里的。我把书籍搬进屋里，一个管事的人给我安排了住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2）
一天下午，任弼时同志陪同*部长米尔曼，干部部长鲍尔克夫来了。这天晚餐非常丰盛。任弼时同志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回国了，今天特意为你们饯行！”大家一听，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任弼时同志当场宣布：“回国的4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由吉合同志担任大队长，陈龙同志为副大队长。”
当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楼上，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休息，选定时机再送我们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间，遇上黄火青同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排长时，他是我那个排的学员，后来当了班长。那时，伍修权同志在我们学校当翻译。
我和黄火青同志促膝攀谈，十分亲热。他打开木箱，见是许多军事书籍，便品评着，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交谈学习，交谈步校同学们的近况。他见我的一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欢，我送给了他。我问他在迪化做什么？他说，在迪化反帝会里当秘书长。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反帝会会长是新疆督办盛世才。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食宿安排的很好。每餐高级白米，有酒有肉，生活舒适、美好，但是拢不住飞向延安的心……
半个月后的一天，邓发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言谈中有意识地了解我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并把陈琳同志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需要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可找陈龙同志，他了解我……”
陈琳同志在信中着重介绍我的俄文好。邓发同志一面看信，一面用眼睛审视我。从这目光中，我看出是信任的，友好的。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去向仍不摸底，一颗心仿佛吊在半空，忍耐不住地问他：“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一块走？”
邓发同志回答得很干脆：“你留下，发挥你的专长，到新兵营去工作！”
新兵营是个什么单位？对我来说不得而知；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二话，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天，便背起行装来到新兵营。
我当时不习惯的是，要换上盛世才部队的灰色军衣，扎裹腿、束皮带、戴国民党帽徽。一到新兵营，组织上便向我交代必须遵守纪律，不许随便上街，不准一个人出去，见了熟人不准说话，尤其是不准谈论有关新疆的问题。总之，对外人一概不准接触。
新兵营除总队部外，下设四个大队，开头分班学习文化，后来转入学习军事技术。平时学习，首先给高级班上课。高级班的学员由各大队的干部和文化水平高的同志组成，大约100多人，课堂设在炮兵大队礼堂，统一授课，分组学习。普通班学员主要学习语文、算术、政治常识等基础课。技术课一般由苏联教员任教，由翻译讲解，教员讲完就走。学装甲、汽车、火炮等，到盛世才部队里现场实习。
新兵营设有教研室，一间大房子里住着三个教员。孔原同志教党的建设，彭加伦同志教近代史，曾涌泉同志教俄文。我到新兵营后，邓发同志宣布由我接替曾涌泉同志教俄文。
新兵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一个俄文班，共计十名学员。其中有男学员六人，他们是：苏启昌、安志远、天宝、李复兴、余学彬、陈厚基；女学员四人，她们是：王韵雪、鄢仪贞、田力君、李菲仪。学习中所用的俄文教材，都是由我临时编写。我不仅负责授课，还要亲自辅导、批改作业。每天上午讲课两小时，下午学员个人自习。
我从1938年7月开始教俄文，直到1939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教学工作是顺利的，同志们的学习成绩很突出。为了备好课，我常常工作到深夜。
除了教俄文之外，我还担负军事技术的教学任务。例如：机关枪性能及应用，组织野营训练时教步兵分队战术。此外，在党内担任新兵营直属队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兼组织干事。冯铉同志任副组织干事。
新兵营设总支委员会，下设直属队支部，装甲、汽车大队支部，步兵大队支部，炮兵大队支部，医务所和无线电训练班支部，这几个支部均在总支委员会领导下，航空队支部直接由*党代表领导。
在新兵营这所大学校里，学习十分紧张。同志们为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勤奋不息，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向上攀登，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当时新兵营不准谈恋爱。有一次，邓发同志让我整理一份《费尔巴哈论》的资料，他给我派了一个助手，名叫鄢仪贞。在翻译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熟悉了，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1939年3月，邓发同志去延安前，我把同鄢仪贞的关系向他做了汇报。邓发同志当即表示：“不准谈恋爱！要说老实话，谁是你们的介绍人？”我故作理直气壮地说：“是你介绍的呀！”邓发一愣：“你胡扯！”我满不在乎地说：“不是你让我们在一块整理《费尔巴哈论》的资料吗？就从那时我们……”气得邓发哭笑不得。他从延安回来后，就批准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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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1）
人们常常自然而然地回过头来审视身后的历史，以及为这个历史作出过贡献的人们。在中国人民空军成长的历史中，“新疆航空队”第一个从我们的视线中浮现出来。红军老战士与信念结伴走进航空队，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历史的嘱托燃烧起的信念，从他们的手上握出生命和灵魂，握出岁月的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串成一段壮阔恢弘的瑰丽，张扬在蔚蓝天空如雨后彩虹。
“对驴弹琴”
航空队上第一堂课。领航中队长站在讲台上，拿着三合板的点名牌，开始点名。他先点了盛世才的人，并一一介绍谁是中学生，谁是大学生。他点到红军学员时，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撇嘴。
“金生！”
“有。”
“你从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没有念过书。”
“没念过书，就想学航空，这不是对驴弹琴吗？”新疆多驴，这位中队长就把“对牛弹琴”的牛说成驴。点完名之后，他骂咧着夹着讲义走了。
在新兵营里，金生先是学习开汽车的。一天晚上，李天焕主任叫他到办公室兼宿舍，李卓然也在那里。
“准备派你去航空队学习。”李天焕对金生说。
金生吓了一跳，立即说：“学航空要懂得天文数理，我的文化这么低，只能简单写几个字，怎么能学这个呢？”
李天焕笑着说：“学飞行，当飞行家是困难的；学机械，当工程师也是困难的。但是，要你学会驾驶飞机打击敌人，还是比较容易的；要你学会当机械员维护飞机，保证它能飞到天上去，还是可以办到的。”说到这里，李天焕稍微停顿一下，指出现在抽调红军干部到新疆航空队学习是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我党从早期就注意培养从事航空事业的人才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派王弼、常乾坤等去苏联学习航空，1934年又派刘风等七人去苏联学航空。”
李天焕见金生眉宇舒展一些，就说：“你去检查身体，如果合格就去。”
航空队设有飞行和机械维修两个班。大部分人愿意学飞行，金生文化程度低，学了机械。可是，第一堂课就让他吃了个下马威，也让大家一个个很生气。
有的说：“不学了，回去。”
有的说：“咱们跟他斗。”
“现在不能走，我们还得上课！”严振刚说，“这个教员走了，别的教员还要上课的。等星期天回新兵营时，向党汇报请示看怎么办！”
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天，红军学员都到党代表邓发住的四合院去。邓发满面笑容，非常亲热地站起来招呼大家：“你们都来了，好哇，学得怎么样？”大家都撅着嘴……
支部书记代表大家把所受的窝囊气，都倾诉了出来。
邓发听完，说：“你们不要生气嘛！那个中队长，你们不要理他。我们主要是去学技术的，将来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没有空军，打起仗来要吃亏。你们自己认真学习，内部组织学习小组。每天晚上自习时，你们以小组为单位，互相帮助，相信一定能学好。你们是为了党，为了革命，去学习航空技术的，要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他们按文化高低相互搭配，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由党支委和党小组组长分别担任小组长，每天早晚自习时间，都在一起学习。
飞行和机械两个专业，都要学不少科目。飞行班除必须学习飞行课程外，还学习领航员和射击员的课程。机械班除重点学习飞机、发动机原理、结构和操作技术外，还要学习通讯、领航、轰炸、照相等课程，还学了木工、焊工以及其他基本知识。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2）
高飞的雄心使红军学员的激情与活力倍增。他们上下求索，每一点收获都付出了艰苦和心血。听不懂的内容，大家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提问，或在课后请听懂了的同学给大伙儿上“小课”；理解不了的原理，就先念它20遍，背它30遍，直到“刻”在脑子里。教员上课不发讲义，光凭嘴说，或写在黑板上，这使学习更加困难。大家要学技术，还得边学文化，一天到晚拼命地记，记不下来就画圈或作记号，本子上都是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晚上按小组对笔记。互相借笔记整理四五次，才能整理出来。为了抓紧点滴时间用于学习，他们除了早操、吃饭和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不离教室一步。学习发动机润滑油路的课程时，由于油路的循环复杂，大伙想出一个方法，用硬纸卷个纸筒，对着教具发动机把纸烟的烟雾往里吹。烟顺油路走，从窟窿散出，就可看清油路的来龙去脉，立即记在本子上，也牢记在脑海里。
不久，航空队的军官们开始议论了：“前两期学员，自习时间总是迟到早退，溜出去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