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节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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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责，”我不停地告诉大卫，“这就是小事一桩，并且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过他根本听不进去，再不然就是听不懂我的话。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再也不想让他或我们去经历那样的事件了。
所有的英格兰球员都在一旁，还有他们的家人。我想当时只有内维尔走上前去给了大卫一个吻，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
接着霍德尔出来了。他就那么直直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字都没讲，我无法相信，一句话都没说。
直到后来他才出来对电视和报纸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今仍能让我嘴里发苦：“如果当时我们是以１１名球员应战，那我们完全可以做成点什么。”
他对我儿子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吃惊。他明明知道大卫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辱、尴尬和惭愧，可他却仍旧这样指责他，而不是挺身而出支持他——没有哪位主教练会这么做。那时大卫才刚刚２３岁，他还是一名需要支持和引导的年轻球员——可是从霍德尔那里，他什么也没得到。
作为一名球员，霍德尔依然能够得到我的尊敬，可是作为一名主教练，不。他就那样把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大卫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设法疗伤，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他的事。他还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让媒体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都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
托尼·亚当斯是惟一一个对大卫走出困境有所帮助的人。他离开球场后就直接来到了更衣室，大卫当时哭得正伤心，托尼在他身边坐下，用手搂着他的肩头说：“别担心，大卫。我们爱你。你仍然是个了不起的球员，真的，我们爱你。就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吧。”托尼的做法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2）
自从离开球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我想没有人能够预言此事将如何了结，也没有人知道大卫会如何被视为仇恨的对象，更没有人能预见他是如何学会坚强面对并反击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们。事后想来，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正是这次经历才让大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比以前成熟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那天晚上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队里，因为我们俩必须立即赶回英国。虽然很不情愿这么做，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凌晨两点半的样子，我们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机场。下了飞机以后，我们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回到家里，我坐下来把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那场比赛又看了一遍，可我仍旧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一直以来，大卫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把脚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球员在一时冲动下的反应，况且他当时还处于大赛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仍然认为大卫犯的规充其量只能给张黄牌。这是裁判的判罚失误——然而，如果说裁判只是举起了一枝枪，那么霍德尔就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
虽然知道肯定睡不着，我还是在早上六点的时候上了床。我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盹，快七点半的样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们家的前门。我从卧室的窗户里往外一瞧，嗬，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家门口的马路，就是那条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行的小路，居然已经挤满了人，至少有三十多名摄像师，三家以上电视摄制组，还有多得我数不过来的记者。简直是天下大乱了。
我磕磕绊绊地下楼去开了门——砸门的是一名记者。我甚至都还没听清他的问题，就咕哝着说：“不，我无可奉告。”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跟媒体接触过几次，在大卫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我们都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天桑德拉和我本来都应该去上班，乔安妮也要去上学。可是我们甚至都无法迈出家门半步。
接下来，我们家的电话线又出了问题。我以前在房子里一共接了两根线，一根是传真线，另一根是普通的电话线。我们把那根传真线专门留作业务用途，另一根就用来处理常见的日常事务。当时我还以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随后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桑德拉用那根传真线拨通了“老人之家”的电话。她是那儿的一名理发师，她跟他们说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为我们跟媒体有些小麻烦。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我们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们的号码告诉了别人，因为来了成堆的记者在那儿一个劲儿地问问题。
接着乔安妮也用同样的电话打给了一位同校的朋友，她解释说今天上不了学了。大概过了２０分钟，那位朋友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接到了报社好几个电话，询问他是否跟贝克汉姆一家有关系。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有一辆架着天线的转播车一整天都停在路边。乔安妮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曾看见有两个男人坐在里面摆弄刻度盘。于是第二天在大卫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给我们打来电话时，我就把我的怀疑告诉了他，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偷听了我们拨出去的电话。不出所料，我刚挂断电话，那辆车就开走了。
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3）
在托尼的帮助下，我们做好了去希思罗机场见大卫的安排和准备。大卫渴望立即到美国同维多利亚待在一起，当时维多利亚正随同辣妹组合在美国巡演。托尼想方设法帮我们在机场弄了间私人会客室，这样在大卫登上协和飞机飞往纽约之前，我们就可以有４５分钟的时间待在一起。
为了早点赶到机场，我们在下午两点半就出门了。然而，我们刚上路，就有一大群记者尾随而至。这一幕简直像极了警匪片里的场景——我在车流中拐来拐去，努力想甩掉他们，不过他们也使出浑身解数一定要追上我们。这简直是疯了，而且非常的危险。我驾驶着汽车做Ｕ字形大拐弯，我连闯了几个红灯，甚至还故意兜了两三个圈子，只想着能够甩掉他们。
最后，我终于开上了Ｍ２５高速公路，心想我总算把他们甩掉了。可是一到希思罗，我们就傻眼了，因为那里早就有另外一大堆记者和摄像师守候多时了。我们急急忙忙穿过机场时，他们就冲着我们大声喊叫着提出问题，还不停地拍照。那绝对是场噩梦。
我们终于来到里面见到了大卫，他看上去糟糕透顶——面色苍白，憔悴失神，而且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两天来他一直没怎么睡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去美国与维多利亚相聚。我们跟他简短地聊了几句比赛，然后他忽然开口说道：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爸爸，是关于我和维多利亚的。”
“是什么，伙计？”
“我快当爸爸了。维多利亚怀孕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然，一想到他快要当爸爸了，我们还是挺激动的。不过他认识维多利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他们俩的生活都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我们怎能不为他们的将来担心呢？
“你不认为有点太快了吗，儿子？”我问道。
“这些事情是在所难免的，父亲。”
那天我们跟他一起待了有三刻钟，不过他一直十分消沉，也实在不想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只得拥抱他，尽力让他放松下来，不要想得太多，并一再安慰他说英格兰球迷会原谅他的。还有，外出度假一次会帮助他恢复到专心踢球的状态中。
英国航空公司起先答应过会让大卫从后门通道走，这样就可以避开媒体的骚扰。不过他们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事实上大卫只是被人领着直接穿过机场通道，这意味着他得忍受来自世界各地媒体记者的夹道攻击，那简直像受刑一样痛苦。幸好，至少他很快就能回到那架协和飞机上，马上就能见到维多利亚了。
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些记者竟然还没走。他们已经跟我们的左邻右舍交谈过，跟我们家的其他亲戚也聊过，不过仍在拼命寻找别的认识大卫的人。那个星期整整一周的时间，那些记者们都坚守在那里，而且是一天２４小时都不离开。他们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你跟大卫说过话了吗？他说了些什么？他现在情况怎样？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有离开英国去国外踢球的打算吗？
那一阵媒体对大卫几乎是痛下杀手，而且是毫不留情。至今我仍然无法相信他们曾经那么残忍地对待过大卫。
不久，我们又再次接到了托尼·斯蒂芬斯打来的电话。他说大卫跟他联系过了，大卫跟他说想把我们送到外面去待上一个星期，避避风头。我们都很高兴他的提议，不过没人感到诧异，因为这就是大卫一贯的做法，即使在他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也会想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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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4）
然后，我们就向托尼打听大卫的日程，他说大卫会在本周六晚些时候从美国回来，并且打算直接去曼联报到。
一想到他回来时会受到什么样的“礼遇”，我们都感到有些头皮发紧，因此我们告诉托尼不要劳神为我们安排度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要在大卫刚回来的几天里陪着他、保护他，不让他受到狂风暴雨的袭击。
几天之后我们就在机场里再次见到了大卫，我们甚至还把他的两条小狗也带上一起去接他，因为它们总能让他开心。幸亏在机场上警察阻断了人群，我们才得以有一条通道可以快速通过。尽管如此，我们在通过海关的时候还是被几个摄像记者追着拍，不过我们到底还是顺利通过了。大卫和桑德拉跳进一辆陆虎揽胜，我则开着自己的车跟随在后。
车开到一个加油站，我们都停下来给车加点汽油，再给自己弄点吃的。这时，一大群小孩子跑上来围住了大卫，他们对大卫都非常友好。显然，他们没人怪他是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的有罪之臣——恰恰相反，他们还夸奖他为英格兰所做的一切，这对大卫和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最后大卫给他们签了几个名，人看上去也振作了些。
然而，返回曼彻斯特之后，我发现事情还是有点不对劲儿，所以那天晚上我又跟他做了一次倾心长谈，发现原来他是在为报纸上报道的东西苦恼不堪。
“我无法相信，爸爸，”他说，“他们想把一切都怪在我头上。”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儿子，”我回答说，“你所要做的就是走出去，到球场上去证明给他们看是他们自己搞错了。”
“你看到报上登的那幅画了吗？就是我的肖像被挂在绞刑架上的那一幅？就挂在大酒店的门口。我实在不敢相信。”
“是的，我看到了。不过他们都是些白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你必须努力忘掉这些——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你必须尽力这么去做。我和你妈妈永远都会在这里帮你，这个你是知道的。不要太为那些事情感到难过。”
大卫跟我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弗格森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对他非常不错。弗吉痛斥了霍德尔，说他根本不应该那样处理事情，大卫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弗吉还跟大卫说：“现在回家来吧，大卫。我们会照顾你。你一回到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