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泛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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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运输系统的赛车中丧生。反间谍处毋庸置疑是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其第一任领导人是贾珀·哈克准将，后来由盖伊·利德尔接替。该处下设许多科组，其中包括塔尔·罗伯逊的一科一组，主要对付德国间谍；一科三组，负责反破坏，以及五科一组和三组，负责反颠覆。同反间谍处有密切联系的是其他有关的情报单位，如休·特莱弗…罗伯所在的无线电保安局，在萨里的哈姆康芒审讯中心和邮政总局的信件截收队。反间谍处许多小组的工作小组的工作人员是在战争期间破例征召录用的，由律师、学者、游手好闲的人、正规军人和记者。
反间谍处在英国的重要工作基础是地区保安联络军官网，总共有12名地区保安联络官。他们与地区专员，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局长密切合作。艾伦·麦基弗上校领导了整个联络网。他的副手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名叫杰拉尔德·格洛弗，后来成为他的继承人。
保安处由赫伯特·培根掌管。该处人员试图很快查清准备担任敏感职务的信招募人员的情况，这无疑是难以做到的。
培根少校在军事联络处的同事是哈里·艾伦准将。它是一位正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和中东服役。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安全联络。正是他这个处，陆军部的一些机构一般都得与之打交道。在他这个处里工作的是来自皇家空军（约翰·阿切尔上校）和皇家海军（贝内特中校）的联络官。军事联络处管辖的范围还包括总部设在奥尔德肖特附近的迈切特区的野战保安警察局和约翰·也当上校领导的港口安全处，此人曾是印度西北边境省警察总监。
外侨处负责监视已在英国的外侨。每个有侨民居住在英国的主要国家，不管这些侨民是难民还是长期居住者，都有一个科专门管理着。
海外控制科室国外控制处的一部分，由第四骑兵团的一名军官特伦·伊德领导。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在英国海外领地的代表和联络官，即那些被称为国防保安军官的，都得向他报告情况。国防保安军官一般是正规军人，他们被派到海外驻军任职，同当地的警察部门取得联系，并在必要时，向伦敦的海外控制科报告工作。
M15在处理反间谍事务时一直都有一种困手困脚的感觉，那就是英国法律没有授予M15拘捕权，它要拘捕间谍必须通过英国伦敦警察局或是别的警察部门，这样非常容易贻误战机，也确实为M15增添了许多麻烦。但时至今日，还是如此。
1945年5月，当战争在欧洲结束时，M15就在着手减少活动，复原大量人员。这也预示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中老年时代”。战后的M15陷入了一连串的清查英国共产党活动和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中，内部出现信任危机。特别是苏联支持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几乎切断了它的情报来源，一度使M15再次陷入危机之中。再一方面，战后的M15也极大地受执政党的影响，特别是首相对它的信任程度决定它是“膨胀”还是“萎缩”。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制约了M15的发展。
没有拘捕权的反间谍机构（2）
现在的M15虽不再那么声名显赫，它随大英帝国的衰败而有些不尽人意。许多情况下还得依靠美国的情报机关，才能进行有效的按间谍活动。但它高效的运作方式、缜密的组织机构、丰富的作战经验仍然是各国间谍不可小视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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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5对英国各阶层的监视活动
在冷战时期，情报部门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是英国首相威尔逊宣布他自己也成了军情五局的监视目标。在英的第二次大选之后的1947年10月，他发现有人进入他家，一些个人资料被窃，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迹。就是从此事发生后，他开始宣称自己成了军事五局的监视目标。他确信军情五局的右翼成员阴谋反对他，想让他下台。该阴谋据说与威尔逊对莫斯科的常规访问和他与苏联政党的联系有关。威尔逊本人被“军情五局的阴谋”所困扰是因为军情五局及其盟友的谣言加工厂一直认为，威尔逊在过去一定有一大秘密，从而使他落入了苏联的陷阱。温斯顿·丘吉尔的孙子曾指出“当时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问号，因为他对苏联不下19次的访问确实给了铁幕那一端很多机会。”14个月后，威尔逊令人吃惊地辞去了首相职务。
那时，不仅是威尔逊，很多威尔逊内阁的高级领导人都成了军情五局和中央情报局的监控目标，包括工党副主席特德·肖特。很多报纸收到了一份肖特在瑞士银行帐户的复印件，上面的帐户余额是一个惊人数字。然而这一切都是伪造的。肖特从未开立过瑞士银行帐户。苏格兰场的调查人员说，伪造者是个专家，而肖特本人却认为这是军情五局的杰作。
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军情五局通过它不断扩大的F部门，监视公众人物、记者、教师、和平主义者、律师和内阁大臣。许多著名人物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当时国家民主自由理事会的秘书长帕特里克·休威特（后来成为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的顾问和布莱尔政府一员）和其法律顾问哈端·特哈曼（后来也成为劳动部长），也被当成共产主义支持者和潜在的颠覆主义者；劳动纠纷和罢工也引起了军情五局的兴趣，很少有工会领导人没有受到它的监视。
对所谓的颠覆运动的跟踪持续了很多年，耗费了军情五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档案。而与此同时，真正需要关注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例如北爱尔兰。那里虽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军情五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包括军情六局—的竞争中，那里却一直处于低效、管理混乱、错误拼出和自相残杀的状态中。当时有一次由军情五局领导的行动，其目的原本是鼓励和揭露宗派主义杀手。但是由于假情报的干扰，最后反而演变成针对工党政府部长们的行动。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军情五局对公众人物的监视不断扩大，而撒切尔夫人也会不时干预行动。1983年，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秘密部门，负责检查新闻媒体以控制核裁军组织单方面的裁军宣传。该部门要求军情五局提供关于核裁军运动成员中颠覆分子的信息。军情五局当即便向DS19提供了一份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都是军情五局通过监视窃听、监视等手段获得的情报。
到8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普遍开始反对情报机构对人民进行的监视活动。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情五局对普通市民的监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对通讯系统的监听也变得更加普遍。
自1909年成立以来，军情五局一共公布了100万份档案，其中涉及100万个人名。这些档案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与世界其它地方积累的文件和数据可相比较，这个数字还不算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8万份二战以前的档案被销毁。在1988年，还有约50万份档案保存在军情五局的调查目标。这中间有4万份属于最高保密级别，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有关官员才可以用口令读取这些资料。另外还有25万份档案也作为保密材料保存，但是军情五局职员在目前工作中可以使用。换句话说，现在仍然可以查询数以千计曾被调查过的人们的资料，而无论这些人接受调查是20年还是30年前的事。
1998年，当时正在被军情五局建立的档案数目大约为两万份，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外国人的，也就是说有万份是关于英国公民的。在1960年代，因为以前的纪录已被销毁，使得一些间谍案件的调查遇到困难，所以英国政府采纳了对文件不作销毁处理的决定。即使如此，冷战结束后，经审查仍有11万份档案被打上记号销毁，其中包括苏联和华约国家情报局试图从英国颠覆组织中招募间谍的行动。显然，在那个时期，英国有数以千计的人仍处于军情五局的监视之下，其中甚至包括当时的核裁军运动主席布鲁斯·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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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谍报机构简况（1）
在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中，以色列特工以强悍、精干、高效、冷酷而闻名。由于历史的和民族的原因，犹太人将他们的国家、民族的安全与情报、间谍工作紧密相连，似乎须臾不可分离。为此，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谍报工作，不遗余力地强化特工队伍的建设。
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是一个有着悠久情报活动历史的民族。就人口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而它的情报机关却以出类拔萃的表现著称于世。3200多年，犹太人领袖摩西派出12名精英到上帝赐给他们的迦南之地打探情况的故事，一直作为情报活动的佳话在世界上流传。
犹太人现代情报机关的创建，开始于20世纪初。1920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了对抗阿拉伯人的袭扰，建立了名为“哈加纳”（希伯莱语自卫队）的地下武装组织，同时成立了专门搜集情报的部门：“沙伊”，这就是今天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前身。1936年，“沙伊”的间谍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可以向“哈加纳”提供阿拉伯人各方面活动的情报。“沙伊”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攻犹太人的各种情报和及时发现邻国恐怖组织的破坏活动。
193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成立了名为“摩萨德”的组织，专门负责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地下武装购买和偷运犹太人移民，最初总部设在法国巴黎。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摩萨德”转入了更隐蔽的地下，也更积极向巴勒斯坦地区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在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地区还出现了像“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特恩帮”之类的犹太人恐怖组织及其所属的情报机关。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建立国家后，它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我们需要出色的情报工作来帮助我们求得生存。我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必须建立全世界最优秀的情报机关。”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以色列国家领导者就着力于情报工作，积极组建现代情报机关，使其为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服务。
首先是对“沙伊”和其他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进行改组，并在“沙伊”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的秘密情报系统。1951年，以色列成立负责情报搜集、特别整治行动和反恐怖行动的统一机构——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并沿用了以前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的机构名称“摩萨德”。后来，以色列又陆续建立了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总局和外交部政策计划与研究中心等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体系。
因为以色列政府和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情报活动直接关系着这个犹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在情报工作方面，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全力以赴。由于犹太人长期身处逆境，养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犹太人，一般都有为以色列服务的愿望，因此在以色列情报安全系统中产生了巨大的内聚力。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