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失衡的巨龙-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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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加快发展以及不平等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学家相信，落后国家常常会陷入一个“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而要突破这一陷阱，就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把经济带到新的发展通道。同时，城市部门优先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至关重要，而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维持。
　　对照来看，中国现在的不平衡发展道路几乎完全符合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几乎没有多少中国特色。这些理论大约都是50年前的理论，其后“华盛顿共识”指导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那些直接参照发达经济体而设计出来的制度框架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至今日，传统的发展智慧正重获影响力。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确大相径庭，但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4000美元，仍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直接拿中国与当前的发达经济体比较意义不大，合理的做法是把同一发展阶段上的经济体放在一起比较。
　　经济学家麦迪森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提供了相关资料。1978—2003年，中国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美国同期这三个指标分别是％、％和％。显然，中国的数据要高出美国的很多。与欧洲的成熟经济体相比，结论也是一样。这似乎凸显出了中国经济的独特性。
　　然而，如果对照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几乎如出一辙。在这段时期，日本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和％，韩国相应的三个指标增长率依次是％、％和％。相比之下，日本、韩国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面临着比当前中国更加严峻的结构问题，即便是现在，日本、韩国的经济结构也还是更像中国，而不是像美国。这个模式支撑着日韩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经济的前景并非糟糕透顶。
　　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一致，东亚的发展经验也显示中国当前的这些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共同特征，甚至是必经阶段。相反，在结构性问题上，印度的问题在于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落后，也就是说印度问题出在与中国模式相去甚远。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让更多的人相信，不平衡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结构失衡正是这场国际金融的根源之一，危机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失衡的否定。然而，这里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看做是发展中的问题，不少高收入的国家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发展阶段，所谓中国增长模式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中国特色。从这个角度说，尽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结构失衡提出了诸多挑战，但它不会摧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为很多国家都依赖这个基础走向繁荣。
　　我们有理由悲观，但有更多的理由保持乐观。如果我们是拿今天的成熟经济体与国内的现状比较，那么可能是悲观的，甚至认为我们可能永远也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但事实上，这种比较并不妥当，发达经济体今天所代表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彼岸。这次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首先爆发，就表明了这与近几十年来危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爆发是不同的。
　　

中印经济的增长寓言（1）
作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人才资源大国，印度正在创造人类历史的神话。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拥有世界第四大军队，印度的政治影响力不言而喻。在经济领域，中国、印度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料引擎而经常被相提并论。印度经济在最近10年里实现了8％左右的平均年增长率，这是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叹为观止的成就。在诸多大国中，印度经济增速多年来仅逊色于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印度与中国一样实现了率先复苏。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有着一流的统计体系，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是被普遍认可的。在这一点上，印度明显领先于中国。
　　然而，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近邻，我们了解多少呢？遗憾的是，在我们日益宽阔的国际视野里，印度似乎一直被挡在了“世界屋脊”之后。提起这个文明古国，多数人的记忆里还停留在《流浪者》等曾经风靡一时的经典电影的描述。即便是在今天，在不少人眼中，还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改变对印度的印象。
　　去过印度的人仍然惊讶于其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城市外观的破旧，我们经常会见到挤到爆满的汽车或火车在缓慢地行驶。很多人强调，在印度旅行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旅店住宿和服务费十分昂贵，大街上随处可见懒散闲逛的年轻人。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印度巨人的泥足》，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些令人沮丧的现象。
　　那么，我们应该相信经济增长率，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呢？下文首先来看看中印的经济模式有多不同，其次讨论中印模式谁的前景会更加光明，最后分析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具有哪些重要的启示意义。
　　‖印度：　中国天然的参照系‖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就已习惯用“龙”和“象”来比喻中国与印度。对照迥异的两种发展模式，这种比喻的确很有意思——两者同为庞然大物，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在部分学者眼里，中印两国经济模式完全可以用传统和现代来区分。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甚至含有褒贬色彩，但却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性。时下，印度经济学家习惯把自己的经济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如果参考一下统计数据，这似乎并不为过。摩根坍利的数据显示，目前服务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一半以上，占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的六成，而有形的制造业一直停滞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过，对于印度模式来说，这句话未必准确。因为，以软件、咨询业闻名于世的印度相当“内秀”，很难给人视觉上的冲击。
　　而中国的经济走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也是需要花大力气才有望实现的远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10年间上升不到2％，而制造业比重一直处在50％的高位且仍在攀升。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楼大厦使得中国看上去“一天一个样”；神形具备的“世界工厂”以低廉的“中国价格”打遍天下，关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是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中国”的感慨也非印度所能比拟。
　　在微观层面，中印两国经济运行的基础也存在显著差异。印度拥有历史悠久的私营经济部门，自1991年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并成为上市公司的绝对主体。近年来，主要大型上市私营公司均取得突出业绩。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早于印度10多年，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没有走上正轨，国有企业控制着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透明程度不等的各式“天花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印经济的增长寓言（2）
‖“龙象模式”之争‖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乐观情绪的焦点正在从中国转向印度。这是近几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用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话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得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其实，就过去的增长记录和当前的发展势头而言，印度比起中国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并且这种差距并未见明显缩小。那么，印度的乐观来自于何处呢？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　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在西方看来相当标准的政治框架。经济学原理一再告诉我们：　有了这些，从长期来看，经济是没有理由不增长的。因而，几乎所有人相信，虽然印度脚下的道路并不宽广平坦，但很快她将踏上一条光明大道。考虑到这些，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依旧不那么令人振奋，这倒是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经济的优秀表现，我们已经找到了多重视角来解释。比如，中国路径作为增量式改革被认为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创新，在体制内的利益未受影响的前提下，体制外实现了迅速增长。因此没有造成生产和福利的大幅下降，改革的成本也比较小，走出了一条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之路。另外一个解释是，中国的成功源自其特殊的分权改革。转轨经济的一个共同经历是经济决策权从集权化的中央向地方分散，也就是说，给予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去追求经济增长，而中国通过构架一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罕见的兴趣。
　　在一般的转型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分权，政治也会出现了民主化和自由化，地方政府官员的去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中央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就增加了地方政府被地方利益集权“俘获”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分权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保留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尤其是通过以经济增长绩效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提拔机制来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因而，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着：　为外资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优惠、推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甚至民营化、新建基础设施、经营城市发展……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地方政府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浑厚动力。
　　即便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高增长，但是对于未来会怎样，我们远没有那么自信。相反，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纯属意外。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信贷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远未完善，利率尚未市场化；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商品市场呢？地区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地区间的产业趋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在国际上，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至今也没有得到许多国家承认。

中印经济的增长寓言（3）
中国这种不完善的体制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继续走下去，还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多久？这绝对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双轨制和增量改革的创新虽然显示出制度变迁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作用，但是一旦这种二元体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僵固的社会之中，改革就会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变得越来越难，未来的制度演进就可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