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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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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手足情深。随后,在父亲倡议下,他会同二叔的弟子们编辑了二叔所著的全部二胡和琵琶曲稿,这些曲稿现在依然是音乐界的经典文献。
  三叔刘北茂原本是燕京大学教英国文学的副教授。二叔去世之后,三叔在父亲的建议下,在三十多岁改学了二胡,后来到音乐学院当了教授。最近我听说他的全集也快出版了。二叔的弟子大多数都是演奏家,能作曲的人很少。而三叔一生作了一百多首曲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
  在几个孩子当中,父亲比较钟爱姐姐。姐姐非常聪慧,她出生在法国,在文学上很有天赋。姐姐小时候曾经翻译过一本《朝鲜民间童话》,父亲逐字逐句地为她做了订正,后来还出版了。我小时候,父亲曾经教过我读《孟子》,不过我天资不好,父亲教了没多久就意兴阑珊了。
  那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教我们摄影了。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父亲曾经自己做过一个照相机。那个照相机是拿硬纸壳做成的,镜头是一个针孔,利用针孔来成像。这种照相机十分简陋,但是也能照出相片来。我记不清楚照相机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我们小孩子晚上早早的就睡觉了,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研究。
  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阮府胡同,他和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照相机到院子里,把照相机对着一个静止的事物放好,打开快门,过个二三十分钟关上,照片就算照好了。那时候胶片也不像现在的胶卷,是一张一张往外抽的。后来在照相馆里还用这种照相机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一种机械的玩具,是从法国带回来的,法文叫“MECANO”,也就是积木,上面有些螺丝钉之类的东西,可以任意组合。他经常在我们小孩子睡觉之后,自己搭出一个大玩具来。
  蔡先生为父亲做了三件事:一是为他写了墓志铭,二是写了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有就是为父亲的讣告拟定了标题……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从内蒙考查方言回来之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当时以为是感冒之类的小病。在我们家当时住的大阮府胡同请了一个中医,看了两次没有好转,又请了一个姓梁的西医,但是还是没有治好。于是胡适建议我们到协和去医治。
  当时家里人是很不愿意到协和的,因为我的二叔刘天华,还有他的一个女儿都是因为得了“猩红热”在协和去世的。因为这个顾虑,我们都不愿意让父亲住到协和去。但是当时协和医疗条件是最好的,最终我们还是把父亲送到了那里。协和规定,病人进去之后,要先洗脚,然后把胡子头发都剃掉。经过这样一折腾,父亲上午住进去,下午两点就去世了。那一天是7月14日。
  作为长辈,蔡元培先生十分爱护我父亲。父亲去世之后,蔡先生为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为他写了墓志铭,二是写了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有就是为父亲的讣告拟定了标题。父亲去世之后,很多人都对父亲做了评价,在众多的评价之后,我认为蔡先生的评价最为精当,他说:自然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也有大胆的假设,而精神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菽妫的语言,虽有时也有严格的写实,而精神上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莎士比亚编剧本,歌德为文学家而于植物学上有所发现,张弛自由,最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大意)这里面不免有长辈对于晚辈的溢美之辞,但是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父亲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两个方面。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1)
人物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
  
  口述:梁培恕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1928年出生,父亲1988年去世。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到我二十岁,父亲很少在家,在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很难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跟父亲有关的故事来。
  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却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大同,住在我的一个表舅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把我和哥哥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要跟着父亲去四川。
  这让父亲很不忍心,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哥哥却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2)
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他把我们带到南充,主要是因为南充是继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再迁到北培。虽然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我毕竟是他的儿子,潜移默化之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结了婚,也安了家,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父亲听过我的暗示,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谈婚论嫁的时间已到,但是我并没有急着结婚的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但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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