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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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一期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拒不出席，父亲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都被宣布为右派
左一为沈钧儒
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动解散了救国会。后来总理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惋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父亲住的房子很宽敞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但是那时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阅读报纸、关心时事，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等都被宣布为“右派”。对此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他对毛主席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运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过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父亲的88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总理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为父亲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这是对他很恰当的评价。 。。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1）
人物简介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幼名沧生，桐乡人。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辛亥革命前，他预计革命成功有望，认为振兴教育首当改革教材，暗集专家编辑教材书，并与商务印书馆同仁沈知方、戴克敦等集资25000元，创立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开业，费逵任经理。书局以“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为号召，与商务竞争。1915年，改组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局长。出版由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1916年，资本增至160万元，分局40余处，职工千余人，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30余年，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巨著，总计出书近2万种。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抗战时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等。
陆费逵
口述：陆费铭秀（陆费逵之女）
这一段办学校的经历，孕育了他后来的教育思想……
1934年，父亲曾经写过一篇《我的青年时代》，在文章中叙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父亲写那篇文章的缘起，是因为当时的《申报月刊》二卷一期上俞庆棠女士发表文章将父亲跟爱迪生、高尔基等人并举，认为他们是“自己挣扎的模范”。父亲看到之后，说自己不敢与诸贤相比，但从小就“自己挣扎”倒实有其事，于是写了这篇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 父亲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十七岁的时候用捐集得来的二十三元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对这事颇为自得。 父亲幼年主要的教育来源于祖母，除了读过一年私塾之外，之后便全凭自学成才，到十九岁那年，他已经开始自己撰写著作了。至于开办的那个学校，一开始是几个朋友的一时兴奋，后来其他人渐不过问，父亲一人支持了八个月。当时有二十七个学生，有八个是免费的。到后来结束的时候，不但没有亏空，还剩下四元几角。这一段经历，孕育了他后来的教育思想。
武昌起义之后，他预料革命必能成功，开始酝酿编撰新的教材
父亲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一文中曾说：“我十九岁有感于买书难，拿当时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元之营业。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书业了。” 父亲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时候，商务认为他是个人才，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武昌起义之后，他预料革命必能成功，清朝的旧教材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开始酝酿编撰新的教材。在新教材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当时商务的主要领导认为如果革命不能成功的话，出版这样的教材存在风险，也存在危险，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父亲感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商务实现，于是便和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中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翌年，父亲便和众人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那时商务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 后来有人说，中华书局是以编印教科书起家的。 。。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2）
父亲和蔡元培的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一生常自称好言教育，他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盛矣”。由于志趣相投，他跟当时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要好的朋友，来往非常密切。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父亲常常和他探讨教育问题，曾多次著文献议，也多次得到蔡元培与教育部的采纳而得以施行。 蔡元培曾经打算刊行白话日报。父亲直率地表示办白话日报不是教育方面的紧急工作，改革教育体制才是当务之急。前清的教科书编法陈旧，害人非浅，不如定一个暂行办法，先电告各省教育司，为开学做准备。 随后，父亲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国民教育总长》一文，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等。他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蔡让父亲代拟电文通令全国。随后，由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缩短年限、减少课时、小学男女同校、废读经科等。暂行办法是父亲研究三年的成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改革。同时，《办法》的实施也推动了创立之初中华书局的发展。 接着，父亲发表《国民教育方针当采用实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好友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而作。蔡元培主张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而父亲则主张实利主义教育，即通过教育获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取得谋生的资格。 受父亲的影响，蔡元培随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
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先成立了十余年，根深蒂固，早已先声夺人。中华书局要想后来居上，实非易事。其时，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杂志是商务编印的《东方杂志》。父亲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就请梁启超主编了《大中华》杂志，一时间声名鹊起。中华书局后来又创办了《新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行达数万份，行销全国，一举确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出版以后，畅销全国。中华书局也于1915年开始筹编《辞海》，它同样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追根溯源，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久就奠定了市场地位。 商务印书馆为了抢占市场，出版《四部业刊》时在广告中说是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魯魚亥豕”，错误百出，以此来招徕顾客。而父亲则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针锋相对地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古文中原来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把“大”字印成了“犬”字等等，贻误读者。 此外，父亲还别出心裁地在广告中悬赏征求读者来信，如能指出《四部备要》的排印错误，每一字酬谢银洋10元。《四部备要》出版之后，仅读者来信指出错误一项，中华书局就支付酬金千元之多。不过再版之时，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质量。
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
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但是后者恰恰是高精尖的精神产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怎么办？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印刷学术著作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因为当时注册出版社的程序相当简单，这本书你这里不出，还可以拿到别家，甚至还可以自己注册出版。也许正是当时的这种大环境，才孕育出父亲综合经营的思路吧。 父亲常对他的同事们讲：“作者、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他要求所有经营部门的同事对待读者一定要热情。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二十年代的一天，父亲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的时候，父亲走过去对那个顾客讲还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父亲，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父亲大笑：“是即鄙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