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当时工作繁忙未能完成,随之而来的“文革”运动使父亲这个梦想更加没有实现的可能。“文革”之前,父亲把他搜集的转战陕北的材料都交给了他曾经的同事李东生。1989年,李东生执笔完成了剧本《巍巍昆仑》,并拍成电影上映。这时,距离总理跟父亲说那番话时已经过去42年了。
在同学们相互说自己家长的时候,我冒出了一句话:“我姥爷入党都七十周年了。”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三岁的时候。我是1946年6月5日出生的,当时父亲正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在南京跟国民党谈判。当时我的母亲沈谱带着我,后来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辗转到了上海。因为带着我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母亲就把我寄养在我舅舅家。
1949年6月,父亲被派到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的社长和文管会副主任。父亲到上海之后就到舅舅家里去看我。我的表姐回忆,父亲看到我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又没有带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儿子。父亲就把他自己带在身上的手枪卸了子弹给我玩。我当时高兴极了,拿着手枪玩了半天。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5)
11月,父亲调回北京工作。随后的1950年,我也跟着舅舅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回家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当时我也就三四岁吧,每天都磨着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对于我的要求却都尽量满足。父亲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编的,赋予动物种种人的特性。在我的童年里,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亲晚上给我讲故事。
我在育才小学上的学,当时那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实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周六的时候,很多干部都让自己的司机开着车到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是希望能有汽车来接我。但是我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父亲的警卫员祝铁光叔叔骑着自行车在等我。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问铁光叔叔:“怎么您来了?”铁光叔叔说:“你爸爸不许用他的车来接。”我只好坐在铁光叔叔自行车的大梁上回了家。
由于学校有那种互相攀比的环境,同学们经常看看谁的家长官大、车好。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有一个同学说有一次我吹牛把他们都镇住了。这件事挺有意思,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同学们相互说自己家长的时候,我冒出了一句话:“我姥爷入党都七十周年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姥爷沈钧儒年龄比较大,都以为我说的是真的,都惊讶极了。不过后来我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因为在那时的七十年前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我的姥爷也刚刚十岁,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当时学校的那种环境就让我这样说出来了。
我的这种攀比的情绪在家中也多多少少地流露了出来,父亲察觉到之后,觉得不太好。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提出要给我转学,转到离我们家很近的一所普通小学。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四中读初中,开始是走读,到了1960年,父亲突然提出让我住校。我当时一想,住校伙食太差了,就不想去。父亲跟我说:“全国人民都挺苦的,咱们也不能搞特殊。”最后我还是满腹委屈地去住校了。
到了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在学校成绩优秀被保送,所以不用参加考试,很早就放假了。我当时很高兴,对爸爸说:“我被保送了,这个暑假特别长,我可以好好玩玩了!”没过几天,父亲找到我说:“你这个暑假别玩了,我给你一个任务。”我一听就知道没有“好事”,果然,父亲提出要我到农场劳动。我一听就很别扭,但是拗不过父亲,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一看,什么活都有。在农场干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都累得腰酸腿疼。等我走的时候,农场的叔叔阿姨给了我两个装满了农场蔬菜的筐和一个扁担。我就挑着这些蔬菜,费了好大的劲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了。回家之后,父亲笑呵呵地问我:“怎么样?那里不错吧?”我无奈地说:“挺好的,挺好的……”不过后来“文化大革命”插队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的苦,我反倒觉得没有什么。
“文革”以前,父亲一再坚持他私人用车一定要上报
我们住在罗圈胡同的时候,家里有两排房子,非常宽敞。后来父亲说咱们住这么多的房子是不是太多了,就自动提出退了一排。房子退掉之后,我和弟弟就给安排到了一个屋子里睡,父亲给我们找了个上下铺的双层床。当时我的好多同学都知道我们家有双层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6)
后来房子太旧了,国管局提出给我们家进行修缮。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参加“四清”运动,等他回家以后,发现院子整修一新,我们告诉他是国管局修的。父亲说:“不行,修自己的院子怎么能让公家出钱呢。”后来他问清了修房子花了多少钱,自己交上了修缮的费用。
“文革”以前,首长用车是有规定的。首长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中扣除。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按规定做,用了也就用了。给父亲开车的司机想:别人不报我也不报。但是父亲一再坚持他私人用车一定要上报。说了几次司机还没有上报,父亲就火了,司机一看父亲真生气了,才把父亲办私事用的车上报了。
据我妈妈回忆,“文革”前,父亲生过一次病。在养病期间,父亲对妈妈说:“我现在病了,不能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当时并没有人要求扣他的工资,但是父亲还是要求妈妈主动上交了两千块钱,作为自己不能工作扣除的工资。
在那个年代中,父亲的日记和信件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他的材料
在大跃进期间,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谈到了浮夸风的问题。他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能,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儿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产量。”散会之后,他的司机对他说:“这么大一个会你这样说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但是父亲说:“我只能实事求是。”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批判和斗争。在他受审查期间,机关造反派要他写交待材料。现在我们还保存着三份他所写的所谓交待材料。其中有两篇写于1968年12月14日,写的是关于他在国新社工作的情况,另外一篇写于1969年1月。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说就要挨批斗,遭受人身侮辱甚至挨打,但是在这些东西里面,父亲依然保持了他实事求是的本色。
父亲当时在思想上很困惑,为了帮助当时的组织了解情况,他上交了自己几十年的日记以及信件,希望能够用自己坦白的胸怀换来组织的信任。但是在那个年代中这些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父亲的材料。1970年,父亲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当时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我和大弟范东生到了河南给父亲处理后事。找到父亲的遗体之后,在许昌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了北京。
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对于他的问题仍然没有任何结论。1972年,我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个觉得对于父亲的问题应该据理力争,10月12号,母亲、我还有老三范小军在家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希望主席能够过问父亲的问题。信写完之后,我和小军骑着自行车到了中南海西门,把信交给传达室。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之后的第四天,那天正好是我父亲的生日,主席看到了我们的信并在信上批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个消息被机关造反派封锁,我们很久之后才知道。
问题解决之后,我调回北京,三弟小军参军和四弟小建上大学也才有了可能,之前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父亲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又经历了许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12月,给父亲正式平反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召开,父亲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这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