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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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1)
人物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对其著作的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
梁启超
口述:梁思礼(梁启超之子)
早年跟康南海的一番谈话,让父亲眼界大开,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之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
“公车上书”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父亲25岁的时候,“戊戌变法”开始了。在“戊戌变法”中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光绪皇帝接见父亲,但是却没有办法听懂父亲的广东话,而父亲又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只给他封了一个六品的小官。但是父亲却私下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舆论上,他在《清议报》、《时务报》上撰文鼓吹变法,由于他“笔端常带感情”,文章很能感染人,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父亲逃亡日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在开头那几年,他学习日文,看了许多当时日本翻译的欧洲的那些文章,思考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又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报》,把国外的一些事情和观念写成文章,在开启民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对于当时和后世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经谈到过父亲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曾经亲口对我说起过在南开听父亲演讲的情况。
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
父亲的子女一共有九个,我是他最小的儿子。他最喜欢的孩子是我的大姐梁思顺,其次就是我了。父亲对我的喜爱,除了老年得子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就得了乳腺癌去世了,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又都出国去学习了,包括他喜欢的“大宝贝”梁思顺和“小宝贝”梁思庄。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我出生之后,他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爱。
有时候他给在国外的孩子们写信,经常会提到我。这些信你都可以在他的年谱长编里看到。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于他的书房“饮冰室”印象非常深,后来天津有关方面修复“饮冰室”的时候,多次找到我,然后根据我的记忆进行修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2)
父亲晚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政治,在我出生前后,他已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了,所以我一两岁的时候跟父亲和我的母亲(王夫人)一起住在清华园。那时我们有时住在北京,有时住在天津(那里是父亲常住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一起到起士林去吃西餐,坐车回到清华园,还带着一个大大的蛋糕。
“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那个地方所有孩子都不让去
在天津,我们有两处房子,一处是我们家里人住的,另外一处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当时我们家有很多孩子,亲戚朋友的孩子们也经常到我们家玩,至今我还很怀念那种大家庭的氛围。“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他的写作,所有孩子都不能到那里去。如果他允许你到那里去,简直是很大的奖励。当然我是经常受奖励的,有时候他写作累了,常常把我抱到椅子上面,把着我的手以我的名义给大姐写信。他管我叫“老白鼻”,我则管大姐叫“亲家”。这里的“亲家”不是儿女亲家,是“干亲家”,因为我大姐的许多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这也是父亲给我们规定的,借此来增加整个家庭的幽默氛围。包括我的名字“老白鼻”,其实是“老baby”的音译。
当时他书房里面的大书柜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兴趣当然不在这些线装书上。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国外的时候买的一盒一盒的明信片,都放在柜子下面。我去他的书房之后,总是拿着那些明信片翻来翻去,就像看小人书一样,他有时也在一边给我讲解。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知道了米开朗琪罗。总的来说,童年的家庭气氛对于我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也很矛盾
现在的人们评价父亲,大都会说到他的“一生多变”。怎么评价父亲这个“一生多变”,我觉得,要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与时俱进”。时代变了,所以他才“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最初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参与“百日维新”,一起保皇,后来又分道扬镳;他对袁世凯的态度,也经历了“仇袁”、“和袁”、“倒袁”三个阶段;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太多了。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为了探索民族富强的道理,虽然走过弯路,但是目标却始终不变。他一生的著书立说和参与政治,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目标。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是很矛盾的。他曾经有过成立国会、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制等一系列想法,并希望能通过袁世凯来实现这些想法。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书生,想法虽然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办法实现。尤其是后来袁世凯称帝,父亲只能又站出来冒着很多风险坚决反对袁世凯。后来他在天津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他的好学生蔡锷在那次活动之后就去世了。父亲非常喜欢,和敬重蔡锷。在我的记忆中,饮冰室里只挂有一张大照片,就是蔡锷的。修复后的饮冰室也是如此,只挂有蔡锷的一张照片。蔡锷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了纪念蔡锷,父亲在北平图书馆的旁边建立了松坡图书馆。父亲去世之后,他的一些书桌、文房四宝以及很多收藏的书籍,都根据他的遗愿捐给了松坡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3)
后来父亲终于绝意于政治,决心退出政治,专心搞他的学问。
但是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五四的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的主权理应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又把山东划分给了日本。父亲当时正好身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给林长民,意思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了。林长民写了一篇揭露巴黎和会的文章传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北大的学生就一起起来抗议巴黎和会,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父亲在那个时期还是为了抵抗国家的屈辱不停地呐喊。
从国外回来之后,父亲的影响超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反过来说,在政治上,他依然是一个失败者,只是一介书生而已。
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
父亲一生爱国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人都是爱国的。我们中间有七个人在国外学习,又全都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太早。1918年之后,父亲绝意政治,曾经许过一个愿:60岁之后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面。结果,他57岁就去世了,我没能得到他的直接教育,否则的话,我的古文、国学方面的底蕴要比现在好很多。父亲很希望他的子女当中能够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我现在搞工程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遗愿,虽然这条路是我自然而然地走过来的,也没有去刻意选择。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觉得很光荣。也许有很多人觉得有一个伟人的父亲,身处他的光环之下对于自己会有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我们是各走各的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很有前瞻性。虽然他的很多思想都没有能够实践。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
父亲去世后,对于他的褒贬一直不一。新中国建立之后,曾经有一段极左思潮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依然被认为是“保皇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当时如果这样的一个父亲,无疑会波及到子女,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当时在搞两弹一星,是属于尖端的技术,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否则的话,我的命运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受到更严重的批判?被狠狠地打倒?这在那个时代里是都有可能的。就是这样,我也是属于“靠边站”的一类人,可能是在技术上还要用我。不单单是我,我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没有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且他们的遭遇比我的要更差一些。
在我们所里,造反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当时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经常互相批斗,激烈的时候还会动手。后来我就躲开这些造反派,专心搞我的工作。但是家里还是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到了我母亲(王夫人)的家里,把东西都抄走了。而我,由于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能在她的身边,也没能把她的骨灰保存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后来我在父亲墓的旁边种了一棵树,并且把它命名为“母亲树”,以此来纪念我的母亲。
沈钧儒:最年长的七君子(1)
人物简介
沈钧儒(1975—1963),字衡山,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1875年1月2日,生于浙江省嘉兴,早年为清光绪进士,后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