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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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李万明打电话说：6号那天，临渭区公安分局某副局长带着三人把他请到局里，对书的作者、写作过程、运输、是否收费等问题进行了讯问；头一天，华阴公安局也对移民代表董生鑫进行了相似的讯问。
多年的政法经验告诉我：这也许是“收网”前的清除外围，他们的下一步准备把谁收入“网”中？
谁都有可能。他们可能会不达目的誓不休。
果然，8月13日，渭南的那两个公安又到了北京。他们要找的魏丕植等领导却出差了，但他们说，他们会在北京等下去的……
8月14日（周六），渭南的公安找到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陈书记家。事后，陈的女儿说：“节假日，公安的找上门，吓得我不知怎么办好，还以为父亲出什么大事了！”
17日中午，山西文联李文明主任给北京火花杂志社原负责人魏丕植打电话说：渭南的人到新闻总署闹事了！
据李文明主任讲，上午上班不久，突然接到省出版局报刊处的电话，叫他去一趟，到省出版局后，报刊处的领导告诉他：情况严重，新闻出版总署打电话到山西，说上午上班时，渭南市十多二十人到总署上访，要求总署出面收回还未收完的《大迁徙》，要求除让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停刊外，还应加重处理下半期的领导。
李文明主任将情况告诉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后，杂志社的人从侧面了解到：这次到北京的警察就有6个，文化、宣传部等部门也都来了不少人。去新闻总署的人大概就是这批人，提出这种要求的也只能是这些人。
据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班期的工作人员讲：到杂志社调查的那些警察前些天总是一上班（8点）就来了，今天是十点半后才来的，估计是到总署上访了才来的。
（8月14日，渭南的公安找到陈书记家，15日，找杨谈，当天晚，小王来我处，让签字，杂志社约定只印500份，目的是把责任揽过来，免得公安去骚扰；这样很危险，但已给杂志社添很多麻烦了，签字时，给王讲，渭南的移民已复印了杂志社原来同意印1万左右的文件；16日下午2点多，杨来电，讲了找陈书记的情况，说下午找她，后说再打电话，见不见渭南公安，见了怎么讲；晚，王来电叫把采访证给他，来人收走；17日，公安找小王，渭南十多二十人去新闻总署上访；杨派人送来“紧急通知”；天天都在往此文上添写内容，天天都预感一双邪恶之手正在逼近）
代序
龙平川
十余年前，策划、组织过一个选题，后来成为一篇长篇通讯发稿：《鹿死谁手：检察官的败绩》。文章记录的一个个以失败收场的惨淡结局，是我们常常回避的。在 我的记忆中，类似的选题或内容因其“敏感”再没有出现过。这类选题触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败。我们是忌讳失败的，谁都奢望胜利及其光环。战争年代、血 雨腥风，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锦袍加身，然而，非战争年代、非血雨腥风，真正的勇者并非一蹴而就。于是，锦袍加身的人，我们常常投以怀疑和审视的眼光。而怀 疑和审视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只有在荡涤私利、私欲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坦然面对。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多的忌讳。这些忌讳甚至不是“上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我们为什么要戴上它？因为一种合理的推定，让我们进行了 安全的选择。“合理”是制度决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选择跟制度有关，更与潜规则有关；同时，也是宽泛而不能言说的利益决定的。一个7 岁的孩子说：40亿年后，地球都死了。其实不用她说，几十年以后，我们都死了。但是在面对私利、私欲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常识。我们都以为自己长生不老。是 孩子天真，还是我们天真？
最早知道三门峡，是一位诗人的诗。所以对于一些诗人，我很瞧不上，虽然我自己写了数百首的诗歌。我眼中的那类诗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着眼睛说瞎话， 激情到了睁着眼睛也说瞎话，要不就是无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语。知识分子是要探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质的，如果诗人是知识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脚的那一 层。
这本沉甸甸的《大迁徙》，竟然把我写进去了——说实话，在读到有关的文字时，我觉得羞惭。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 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 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
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当初撤稿之后我没想到的是，谢朝平后来又多次去了渭南、华阴等地，并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 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更是世界史。有关移民的专著在世界学术界更是蔚为大观，然而，对于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移民的研 究我们却是缺乏的、回避的：学者们喜欢写跨国移民史，他们对天边外的事情似乎更感兴趣。屯守和掺水式的移民，是我们历史的常态。现实中，对于移民问题，我 们也基本上处于行政操作的技术层面。中国水利工程项目和规模举世无双，而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宝贵和稀少，必然带来复杂且严重的库区移民问题。以 这样的背景，这部《大迁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 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恶劣的生存状态中谋求生存本来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而备受挤压的生存空间更煎熬着他们的神经。面对 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某一个地方一个应该有效、有益运行的行政体系轰然崩塌的时候，批评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还有 其他的办法吗？
评价体系坏了，纠错也就无从谈起，只能眼睁睁看着追求、捍卫私利者一步步侵蚀社会健康的躯体，直至身躯变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对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 防，在民众的苦难面前麻木不仁的人，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对他们倒没有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不满以至愤怒，我只是觉得伤感。在一个上下利益攸关的体系下，他们 已经被“锁死”了，不进则退，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样的人不是在我们身边蒙上眼睛就能抓出几个吗？
所以，《大迁徙》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这本书的完成告诉我们，在饱食之后，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 些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忙于谋取私利，排斥不同的声音，却又在人前极力表现自己的厚道和忠诚的人，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的。
然而，这本书又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移民的著作。三门峡移民以一种“运动”的形式进行，而移民的或轰轰烈烈、或偷偷摸摸的17次大规模返库也不得不以一种“运 动”的方式进行。我们习惯了“运动”，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觉到“运动”的强大影响，“运动”的影子无所不在。如果竟然连行政操作层面上的准备都不够，那 么，“运动”真的会害死人的！
《大迁徙》描写的是一群氓，一群在宿命的操弄下成为人类亚种的生存经历。他们向应许之地迈进，然而，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他们或者惊惊乍乍，或者偷偷摸摸 鬼魅一样见不得人，或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们是在祈求。他们头上有两重天，一个可以不合时宜地晒死人让土地龟裂或者刮风下雨形成大洪水的天，一个 青天大老爷几至于可以生杀予夺的天。所以，无论他们怎么人数众多，无论他们怎么热血豪情，他们始终在祈求。这是因为他们生命轻贱，如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被 踩死一只蝼蚁一般的轻贱。然而，对于这些蝼蚁一般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轻忽。
因想撤前边提到的那两篇稿件，渭南的“灭火队”来北京时，我曾经向那位巧笑嫣然的女宣传部长讲了类似的话，但，她听不懂。她也不需要听懂。
处在一个社会的中下层，我们是一群最不活跃的人群。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 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那么，我们真的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儿？
历史不会记住那些在三门峡移民事件中的部长、局长、主任们，如果不是这些“不安分的”移民，这部30万多字的著作里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即便有，对于他们的 评价也并非本书可以完成，最有资格给他们投票的，是那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几十万移民，他们会世世代代口口相传。那些上演了三门峡波澜壮阔的移民是这部书的 主角，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三门峡因此而精彩。
我记住了那些移民曾经回忆搬迁前的日子：“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这不是我们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吗？
埃里克霍弗说过：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但却不是没有信仰的时代。
2009年10月2日于北京八宝山
（龙平川：资深媒体人、作家）
引子：大错铸成
这是一条奇特的大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几个泉眼淌出时，它还是清流汩汩，碧波粼粼，向东流过一座黄土高原后，它变成了一条浊浪翻滚的黄色泥 河。
它因此而得名——黄河。
黄河用5464公里的长度和75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维系了炎黄血脉并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国人都公认黄河是自己的母亲河和“摇篮”，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和灵魂……
面对黄河，一贯气壮山河的伟人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他告诫人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
他的敬畏中多少夹杂着一种无奈的矛盾心情——对海河，他说“一定要根治海河”；对淮河，他说“一定要修好淮河”；对黄河，他似乎没有了一贯的大气磅礴，而 只是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然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基调伴着“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情怀和“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主义”的奋斗目标，还 是使毛泽东无法放弃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他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等决策者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了被中外水利专家不约而同看好的三门峡水库坝址。
所有错误都是在绝对正确的信念下铸就的。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 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