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和他的快意人生:风马牛-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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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中国心在江湖里行走
经常有记者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总结自己的性格和特点？我会脱口而出四句话——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应该说这四句话大概是我人生每个阶段的烙印。
所谓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是我现在的角色，董事长肯定是资本家的岗位。在中国如果评最资深的董事长，我可以算一个，我做了19年董事长，没有做过经理。董事长要代表股东利益，组织董事会，是资本的管理者。
谈到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基本上都是在非常正统的环境下受的教育。1989年以前在中央机关工作，所处的也是传统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环境，所以我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比如共产党宣言，比如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要消灭剥削，要实现大同，要建立各取所需、按劳分配的制度，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才成为享受。只有大家共同发展都成为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诸如此类。一些伙伴说我不像商人，对钱的事无所谓，这恐怕和我当年受的教育和形成的社会理想有很大的关系。
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是指开始创业的时候，整天都是跟流氓无产阶级在一起混，流氓无产阶级是什么呢？就是痞子，不按规则办事，没有道德约束，而且非常勇猛。如果是处在乱世，你可以选择为匪为盗为娼，也可以选择做英雄，去关怀天下。我们（一起创业的弟兄）不处在乱世，当然希望变成英雄，变成豪侠，而不是匪、盗、娼。我们只是在这个江湖里行走，但愿精忠报国，关照天下，以众多人的利益为依归，去探寻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不是今天我们给自己扣帽子，当年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经济浪潮中那么多人倒下，而我们“海南六兄弟”没有一个人出问题被抓，而且是现在六个人都发展得很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实际上就是反映一种想法——怎么样变成主流，按照社会主流的体制要求、法规要求、价值观的要求来做企业。在过去的混乱中，我们的确沾染过一些江湖习气，但我们探索和发展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最后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纯粹的中国人，喜欢旅行、观察、读旧书、听民间小曲，中国文化人传统的琴棋书画我都好，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我都有，中国士大夫的怡情养性的精神追求和爱好我也非常崇尚，甚至希望中国文化的营养能够继续滋养自己及自己的后代。我是个中国人，而且在不断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的中国企业家。
牛的性生活与人类的高潮
与王石诸兄去内蒙和林格看蒙牛的牛根生，面对牛眼，开了人眼。
人的幸福生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牛奶里来的！牛奶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而奶牛身上的品质相同的奶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剥夺了性生活和性快乐的奶牛身上来的。草原上的人都知道，奶牛为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牺牲最大的是终身被剥夺了*和做一头正常母牛的权利。中国有将近800万头奶牛，为了确保牛奶品质的纯正和消除病菌传播的机会，人们创造了禁绝奶牛自然*的制度。用强制的手段，将所有奶牛与公牛隔离开，不仅不许偷情*，也不许公牛活动于奶牛目力所及的区域，甚至连公牛味都不许闻。一定要把公牛圈得远远的，以防风成为淫媒将公牛的骚味吹到奶牛的鼻子里。终于，不单母牛永远失去了性的自主权，连公牛也失去了正常*的记忆，并最终彻底丧失这一美丽的本能。据传有一天，牧民心生怜悯，把一头想骚的公牛放到正在发情的母牛边，公牛对母牛的屁股毫无“性”趣，却四下打转，狂找木架子（平时被采精时前蹄要搭在上面）。公牛死了，但精液活着；母牛死了，但鲜奶卖着，流芳百世。
人类不仅粗暴地剥夺了牛的正常性生活的权利，而且为了使自己的两性社会和谐，一夫一妻如鱼得水，还肆意践踏牛的和谐社会，以改革的名义，建立起牛的母系社会。牛被工业化（人工授精、配种、优化种系、集中饲养）地制造出来之后，立即按性别和母尊公卑的原则给予不同待遇，母牛被小心呵护，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直到她两岁青春期之后，便用公牛的精液诱使其怀孕、产仔，然后爆产鲜奶。之后，如此往复，年复一年，直到十四五岁时被请出正宫，迁往敬老院，催肥上膘，然后被屠宰上市。而公牛仔却悲惨地被处以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血清被卖到制药厂，尸身被肢解后送入超市涌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据说，一头奶牛可以日产30~80公斤鲜奶，如果以平均每天产奶50公斤、平均工作6年计，一头奶牛一生要为人类贡献109 500公斤（吨）鲜奶。更有甚者，牛被进化为从嘴里排气（相当于放屁），但却失去了随意放屁的权利。畜牧业发达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每年光征收牛的放屁税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相形于牛的悲惨生活，人类却从牛的痛苦中得到了自己的“高潮”。自从汉族人由吃稀粥改为喝牛奶，不仅身高有所增长，骨骼的密度也大大增强，比过去结实多了，跌倒了爬起来，不伤胳膊不断腿，完全跟蒙古人一样孔武有力。更有科学家研究表明，喝奶的人*比不喝奶的人要旺盛得多。由此推断，广大汉族人民自从奶牛的正当性生活被残忍剥夺后，自己的性生活却因此更加蓬勃，“性”趣盎然，高潮壮阔。其实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同样如此。人的进化是与对动物的奴役成正比的。特别是汉人为了自己能男耕女织，老婆孩子热炕头，愣是把所有原来奔放自由、健美骁勇的动物强行圈养驯化，先是女人为了摆脱自身的重体力劳动（如耕田等）强迫牛马猪羊成为自己的替代品，妇女的第一次解放就是建立在牲畜的第一次堕落（不再自由奔跑和随*配）的基础上的。后来男人又学女人样，把女人当猪狗一样地圈养和驯化，终于使女人依附于男人，同样剥夺她自由*的性自主权。所谓文明，其实不过是女人按自己的理想改造动物，和男人按女人方式把女人改造成动物的进化史。而妇女的所谓解放，最终取决于以奶牛为代表的广大哺乳类动物的性解放程度。
离开蒙牛时，心潮澎湃，顿悟：“志大奶足，牛在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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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抗日电影大陆、台湾版本之异同
以前我们熟悉的是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最近在出国的飞机上我看了8部台湾拍摄的抗日电影，看完之后作了一个对比，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异。
第一，题材上明显不同。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名字很边缘，比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李向阳》。而且反映的抗战多半是乡村的抗战，非城市正面抗战，比如《敌后武工队》。而台湾版本的抗日电影起名较宏观，比如《笕桥英烈传》（空军跟日本人激战）、《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还有《英烈千秋》（讲张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选取城市正面抗战题材。
第二，人物身份选取不同。大陆拍的全是穷人的抗战，比如乡下老百姓、穷人参加革命抗战，地主老财是汉奸。而台湾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战，比如《梅花》，讲的是绅士、大乡绅的抗战，家里几代同堂，生活很好，很体面，小孩都在国外留学等等。而《笕桥英烈传》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于有钱人家。国民党在大陆代表有产阶级的政权，价值体系对富人是正面的，对穷人是负面的。
第三，国恨、家仇的先后顺序不同。大陆抗战电影多半是国恨在前，家仇在后。但在台湾电影里顺序恰恰相反，往往家仇是一个故事的引子，而国恨是背景。比如《梅花》体现的是民族精神，但是它也是先家仇后国恨的逻辑关系。
第四，抗争的出发点不同。大陆版本反映抗战最主要是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对抗出发，多从正义、侵略等角度来阐释，而台湾版本更多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出发来阐述一种文化的抗争。比如《梅花》这部电影，梅花的精神百折不挠，喻示着中华文明不能被日本人打断；再比如《香火》，喻示着中华民族香火不能灭、不能断，而且要顽强地接续下去，这是一种文明、文化的抗争。
第五，对阶级和人性的处理不同。大陆抗战电影往往重阶级性、斗争性、反抗性，比如展现日本人的残酷性和中国人的斗争性。而台湾版本着力反映了很多在抗战过程中微妙复杂的人性。比如《梅花》里老大的父亲被日本人杀了，老大决定去从军，临行前他跪下来向母亲辞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要参军”的台词，而是很简单地说了一句：孩儿不孝，长子不能保全家安全，所以我应该去从军。老太太站在台阶上送他，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打赢了回来”。短短几句话，给人心灵留下的震撼很大，因为它体现出人性及中国文化方面的顽强。
比较之后我发现，把这两个版本合起来看应该更能反映抗战的事实，单看哪一方面都不够。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看历史的另一面，看历史被遗忘的那一面，被歪曲的那一面，被掩盖的那一面。
点评10个人
李敖
我觉得我更像李敖，但我比较现实。李敖有激情、有技巧、有机智，但缺少大智慧。他把事儿往复杂里说，而大智慧是把复杂事儿往简单里说。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会差那么一点儿呢？因为他比我还世俗化。我和潘石屹、刘长乐建了一个文教基金，帮助李敖做一个文化工程。我觉得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是个有分量的人，但是要上升到庄子、上升到培根这种智慧，还有不妥，但这不影响他的价值。
王朔
有人说我是中国企业界的王朔，但其实不是。他的小说我早年看过一些，但不多。要说相似，是生存状态和语言风格的相似。只能说我们都在北京待久了，生存状态都是受压制的，压力要释放，怎么释放？自嘲、调侃。
张艺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有人曾提醒我一件事——保持一定的批判态度能使你更有智慧。张艺谋现在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大，但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越来越低，因为他失去了批判性。所以，作为一个特别时期的民营企业，保持一点思考和对社会发展的方法、方向的提示，对于保持民营企业的社会价值是很重要的。如果民营企业也丧失了这样一种距离和进一步的要求，那价值也不大。
赵本山
我最近觉得赵本山特伟大。别人问他，你怎么这么搞笑、这么幽默，他说真实是一种权利——这话说的。他说，我们平时都在虚假里面生活，我只是在真实和虚假之间找了个地儿，然后我一真实，你们就说是幽默。赵本山在商业上也很成功，不过，他的低成本和人身依附的商业模式也面临挑战，以创始人的个人魅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都要面临组织变革和管理变革的压力。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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