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护卫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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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升完旗回来,董立敢就向中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三人升旗方式的想法。中队长申美平和指导员张华一致称好。一开始,董立敢没敢说晚上他已经和班里的战士偷偷上广场演练的事情。这个时候,见时机成熟,董立敢就把演练的事情也说了。
申美平和张华听后也很激动。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年轻的中队干部跟着正步前行的三人升旗小组也上了天安门广场。
演练完之后,他们当场拍板让董立敢写出文字报告呈送到大队部。
之后,这份报告层层上报审批。武警部队的一级级领导也都纷纷叫好,新的升旗仪式就这样诞生了。
1983年3月1日,国旗班奉命正式使用三人升旗仪式。升旗方案与董立敢设计的完全一样,中间一人扛旗,一左一右两个护旗手腰间佩带手枪护卫国旗。
当时天气还很寒冷。为了显得精神一些,担任右护旗手的董立敢没有穿棉衣,其他的两个旗手也都学着他的样子把冬装里面的棉衣脱了。从此,国旗班就养成了“冬不穿棉,夏不穿单”的习惯,看起来永远是一副精神抖擞、威武雄壮的干练姿态。
那天早晨,当三人升旗小组迈着威武的正步走过长安街时,路过的民众也都感到耳目一新。来往的行人和车辆自动给升旗小组让出一条通道。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5 单卡录音机里播放出的国歌(2)
无论是国旗班的战士,还是过往的民众,大家都感到升旗仪式比原来正规了许多。
董立敢也感到自己踢出的每一步都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内心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自豪感。
接下来是国歌的伴奏问题。
升旗仪式变了,国旗班战士自己的感觉好了,民众的感觉也好了。但董立敢还是觉得气势不够。思来想去,董立敢终于找到了原因:升旗的时候应该有国歌伴奏才是。
他把这个想法向中队领导做了汇报,又得到了中队领导的大力支持。
为此中队专门申请经费买了一部单卡录音机。只等着买来国歌录音带,等升旗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董立敢跑了好多地方,却一直没有买到国歌录音带。
一天,董立敢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找到著名播音员林如说了自己要为国旗班升旗录制国歌的事情。林如对这个年轻的国旗卫士肃然起敬,赶忙找人帮忙把国歌录制了下来。
拿着国歌磁带董立敢如获至宝,当天深夜就在中队领导的带领下提着单卡录音机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演练。
遗憾的是,一遍国歌演奏结束时,国旗才刚刚升了不到一半。
这怎么能行?
经过反复掐表计算,董立敢终于得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国旗从旗杆底部升到顶部需要2分零7秒的时间。他再次来到广播电台,经过电台工作人员对国歌录音带进行重新编辑整理,董立敢终于拿到了一盘2分零7秒的国歌录音带。
从此,每当清晨国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雄浑激昂的国歌声就通过那台单卡录音机在广场上播放出来。
接下来,董立敢考虑的就是升降旗的时间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国旗要与太阳同升降。是啊,象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也应该与太阳同时升降,以前的那种靠大概估计的时间有点有失严谨。为了让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降,董立敢带领全班战士把每天太阳的升起和降落时间细心地记录下来,找出规律。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国旗升降时间,董立敢又和战友多次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到北京天文台查阅北京地区一年四季的日出、日落时间,结合国旗班战士自己的观察,编出了详细的全年“国旗升降时刻表”。
从此,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都是与太阳一同升降。
升旗仪式的象征意义越来越被凸显出来,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也越来越多。
1983年8月1日,国旗班换装,改穿礼宾服,新装大檐帽更衬托出了国旗卫士的威武神勇。
清晨一大早,广场上的旗杆基座周围就站满了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民群众。
5时零9分,三名气宇轩昂的武警战士身着新式警服,以崭新的姿态从天安门城楼中走出。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一路向天安门走来。来到旗杆基座下,只听“啪”的一个立定,两个护旗手同时分别左右转,站立在国旗两旁。身着崭新警服的他们恰似两尊橄榄色的玉雕。
5时13分,太阳升起的时刻,升旗手按动电钮,国旗在雨后的晨风中徐徐升起。
人们没有嬉笑,更没有打闹,一切都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进行。
人们被一种神圣的感觉打动了,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升旗仪式结束后,董立敢和战友们在国旗下举行了隆重的宣誓活动。
后来,中央电视台把三人升旗仪式的画面作为《新闻联播》片头向全国播出。这种三人升旗方式一直沿用到1991年国旗护卫队正式成立。
从此,国旗班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群体,以崭新的形象走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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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旗法》与国旗护卫队(1)
随着国旗班知名度的越来越高,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优秀群体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瞩目。
时间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腾飞,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一天,上海的一个工程师来天安门看完升旗仪式后,当场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认为,以我们国家现有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应该把代表国家形象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搞得再隆重一些。他还认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修建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相比之下,原有的旗杆和基座也就与周边环境不协调了,应该修建新的旗杆和基座。这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工程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进设想。
其实,这位上海工程师的想法,也正是武警部队各级领导和国旗班战士的共同心愿。
早在1987年,大家就提出改建广场旗杆和基座的建议。但由于天安门广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1988年,国旗班副班长孙会军又对升旗仪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他建议三人升旗小组中擎旗手两侧的护旗手由腰间佩带手枪改为怀抱冲锋枪。1990年,已经升任副大队长的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也提出了要改进国旗升降仪式的设想。
真正促使这件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一封信。这是一封由江苏省的一位叫李玉坤的人大代表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李玉坤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国旗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详尽地描述了他对改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一些设想,同时也对广场上旗杆及基座急需改建的客观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李玉坤之所以对国旗的事情这么关注,其间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当年的各大报纸都曾经刊登过这则故事:
1985年6月,李玉坤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时的老师,美籍华人罗斯?卡尔女士身患癌症。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带着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子女回祖国观光。他们在古城江苏如皋住了一周。临回美国之前,罗斯?卡尔女士一心想找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子女做永久纪念。这位身居异国的炎黄子孙为子女选中的礼物是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五星红旗。
但遗憾的是,罗斯?卡尔跑了10多家商店,却没有找到一个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后来在李玉坤的陪同下,他们终于在一家小商店里找到了三面小国旗。如愿以偿的罗斯?卡尔手捧国旗,热泪盈眶,吻了又吻,然后郑重地将红旗交给三个子女。她再三嘱咐三个子女:“这是妈妈送给你们的最珍贵礼物。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你们永远是炎黄子孙,这国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见此情景,李玉坤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后来,担任如皋市丝毯总厂总工艺师的他到美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看到美国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插着美国的星条国旗。
李玉坤在信中写道:“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是,那年国庆节,我带着孩子跑遍了整个如皋城,也没看到一面悬挂着的五星红旗,这实在是令我感到不安。”
于是,李玉坤提笔疾书,就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及全国范围内悬挂国旗等问题写出一份议案。
李玉坤的信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久,他就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信函,信里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中央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
6 《国旗法》与国旗护卫队(2)
回信充分肯定了李玉坤议案的重要性。
信中写着:“据我们调查,世界各国对象征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因此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会同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
1990年6月28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旗法》正式颁布。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李玉坤的名字从此就与《国旗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国旗法》颁布之后,自然加快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改革的步伐。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武警北京总队的共同努力下,有关部门批准1991年2月23日开始改建国旗旗杆和基座。
在国旗旗杆和基座的改建问题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天安门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杨登彦。整个改建过程中,杨登彦起到了有力的协调作用。
社会各界人士也对改建国旗旗杆和基座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首都钢铁厂踊跃请缨,主动包揽了旗杆及基座的修建任务。从原材料到施工,一切都是无偿的。一流的材质,一流的工艺。所有这些,体现出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旗乃至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无限敬仰和热爱。
新落成的旗杆和基座庄重大方,设备齐全。旗杆高达30米。改建后的基座颇有讲究,共分为三层:第一层四周是高80厘米的汉白玉栏杆,东西两边各有2米宽的出入通道;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基座四周是用56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着全国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旗杆和基座改建的同时,国旗班内部也在悄悄地发生着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化。
1991年3月13日,原来只有10余人的国旗班奉命改编为数十人的国旗护卫队。
武警北京总队全体官兵全力以赴地在为这件大喜事忙碌着。总队首长指示,要从总队范围内数万名官兵中挑选出政治思想过硬、身体素质优良、军事业务精湛、个头在米以上的优秀士兵,补充到原来的国旗班,组建成近40人的国旗护卫队。
新的升旗仪式中方队人数为36人。其中擎旗手1名,护旗手2名,带队警官1名,护卫队员32名。
不久,国旗护卫队就投入到高强度、高标准的严格训练当中。
原国旗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