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护卫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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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家庭妇女变成缝制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带领缝纫社的几个姐妹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然后，她们把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布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和姐妹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也缝进了她们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和姐妹们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被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泽东面前。
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就是和这样一群普通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广场上的4米×4米国旗旗杆汉白玉基座是由建筑设计师钟汉雄负责设计施工的。
旗杆是用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这个创意出自当时负责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兼施工的负责人林志远之手。北平刚刚解放，在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到适合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林志远反复考虑，四处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用。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经勘查，他遗憾地发现只有4种不同直径的自来水管，而按当时的技术是无法把两根同等直径的水管焊接在一起的。经测量，四根水管的长度焊接在一起后是米，达不到与天安门同等高度的35米。林志远把测量后的结果报告给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确定国旗的旗杆高度为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用四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设计自动升降装置是急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林志远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他们一起设计了一条导线，从旗杆下引出，穿过埋在地下的管道，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反复奔波在旗杆与城楼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直到万无一失。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下午3时整，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些不周全，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
林伯渠也意识到了，又大声宣布了一次：“请毛主席升国旗！”
庄严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演奏起来，身材伟岸的毛泽东主席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面，按下了升旗按钮。
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古老的北京，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新纪元。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4 一个人的升旗
搜集完资料，董立敢又一鼓作气，整理出了一份几千字的国旗知识讲稿。后来，又经过指导员和有关领导的把关和充实，终于形成了一份比较完善的国旗知识讲稿。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天津市一个学校的300多名学生来天安门广场搞爱国主义教育。董立敢第一次在学生面前成功地演讲了那份他精心准备的国旗知识讲稿。
从此之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旗班里的每个战士都成了具有专业水准的讲解员。而宣讲国旗知识、激发爱国热情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一代代国旗卫士的一项基本任务。
1983年的那个初春，在整理国旗知识讲稿的时候，董立敢忽然联想到一个问题。
他们部队接管升旗任务之前，升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一师负责，听中队长说一师是从1977年才开始接管升旗任务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7年这漫长的28年中，是谁负责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呢？
董立敢当时正在考虑着变更升旗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只是一闪念就过去了。后来真正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是1989年入伍的国旗班最后一任班长赵新风。
赵新风是三人升旗方式国旗班的最后一任班长，也是1991年成立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第一任升旗班班长。后来，离开国旗护卫队之后，赵新风想写一本关于国旗班的书，于是就去寻访一些与天安门广场升旗有关的人和事。
就这样，一个叫胡其俊的人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从此，一段鲜为人知的升旗故事也渐渐被国人所熟知。
开国大典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专业的升旗手。
考虑到升旗需要按电钮，而旗杆下基座附近的电机又归北京市供电局负责养护，于是组织上就顺理成章地把升旗工作一道也交给了供电局。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天安门广场附近北京供电局的电工陈红年承担了这项工作。一年多后，领导调整工作分工，又把升旗的任务交给了胡其俊。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并不是每天都升，一般是在一些重大节日或是有重要活动的时候才升国旗。
1951年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供电局电工胡其俊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由他负责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工作。
当时，胡其俊还是个22岁的小伙子。他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那天晚上正赶上他值夜班，他怕耽误了升旗，下班后干脆就没有回家。
国旗是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领来的。静静的夜里，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胡其俊心潮起伏。整个晚上，他的脑子里一遍遍地想象着升旗的程序。
当时，胡其俊没有钟表，上头也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升旗时间。他完全是凭着感觉认为国旗应该与太阳一同升起和降落。
胡其俊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从床上爬起来，扛着国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
那时候，旗杆基座四周是被护栏封闭起来的一个正方形，没有给升旗手预留出入口。胡其俊必须先跳进护栏内，然后再踩着旁边电机的箱子爬到两米多高的国旗旗杆基座上去。上去之后又发现，除去旗杆占去的位置，基座上的空间很小，脚只能踩在基座的边沿上。
胡其俊用铁丝把国旗绑在旗杆上，然后从台子上跳下来。这时，天才蒙蒙亮，太阳还躲在东方的地平线下。
胡其俊见时间还早，就在基座下面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东方泛出微红，他才按下按钮。
没有人观看，也没有国歌伴奏，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他一个人。
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地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胡其俊内心有一种异样的感动。
担心升旗不标准，胡其俊就快步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看是否升到顶了。看过之后仍不放心，又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仔细端详。
就这样，青年电工胡其俊第一次完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走出老远，他再一次回头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内心依然充盈着异样的兴奋和感动。
每到升旗的日子，他都要一大早就骑着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从右安门的家里出发，一路经过闹市赶到天安门广场，来完成他一个人的庄严升旗。
升旗只是胡其俊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他的本职工作还是个电工。但胡其俊却几十年如一日，满怀敬仰之心地来对待每一次升旗。
两米多高的国旗旗杆基座，年轻的时候爬上爬下地不觉得什么，40多岁之后，他渐渐感到动作不像以前那么利落了，但他依旧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升旗。夏天的炎热自不必说，要是赶上冬天一下雪，基座上风大又打滑，很难站上去，而且旗大兜风，有时能像帆一样把人卷起来。
赵新风后来听胡其俊回忆说，斯大林去世那年，胡其俊接到降半旗致哀通知。这之前胡其俊没有降过半旗。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他先按电钮把国旗升到顶部。然后，再按动电钮把国旗往下降。大概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处，再次按电钮，于是国旗就停住了。降半旗任务顺利完成。
想不到的是，胡其俊的这次降半旗操作，后来竟然被写进了《国旗法》，成为我国降半旗的正式标准。
胡其俊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
直到1977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才奉命从他手中接管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2007年10月1日凌晨，78岁的胡其俊因病去世。临终时，胡老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忘记了时日。醒来时，他问身边的儿子胡克军：“今天几号啊？”
当儿子告诉他是国庆节时，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该升旗了。”
说完，这位迄今为止在天安门广场上升旗时间最长的旗手便安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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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卡录音机里播放出的国歌（1）
1983年春天的那些日子，第一任国旗班班长董立敢内心总是涌动着一股股不安分的想法。
在国旗知识讲稿完成之后，他又萌生出了新的想法。
董立敢觉得已经维持了6年之久的两人升旗方式，应该随着改革的春风一起变一变了。
但究竟怎么变才好，一时间他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自从北京卫戍区奉命从胡其俊那里接管升旗任务之后，就一直沿用两人升旗方式。
每天，两名战士并肩从天安门城楼走出。一人扛旗，一人护旗。这期间，两名战士要躲过来往行人和车辆。路线往往是走得曲里拐弯，不成直线。来到广场上，也要和当年胡其俊一样先跳进护栏，然后再通过梯子爬上国旗旗杆基座，把国旗挂在旗杆上，之后再下来按动升旗按钮把国旗升上去。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到处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中国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董立敢隐隐觉得，这种陈旧的升旗方式无法代表一个日益强大的泱泱大国的威仪和尊严。
最初，董立敢在升旗的人数上动起了脑子。
启发来自于一些当时的画报。董立敢在画报上刊登的外国元首访华的一些图片中发现，三军仪仗队举行欢迎仪式时前边都是三个人，中间一人扛旗，两边的人持枪护卫，昂首挺胸正步前进。
董立敢觉得三人升旗方式比两人升旗方式有气势，也更加正规和威武。
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在深夜。在脑子里想象着三人升旗方式的威武场面，被窝里的董立敢再也躺不住了。他一下兴奋得从铺上坐起来，打开手电筒把自己的设想用图纸描绘了出来。
战友们觉得奇怪，纷纷起来问班长在画些什么。当副班长高福新看到董立敢画的这一新的升旗方式时，立刻叫起好来。战友们都兴奋起来，有人竟然提议现在就出去练练看看效果。
寂静的夜里，国旗班的战士们悄悄从床上爬起来，正步前行到空无一人的天安门广场，从头到尾地演练了一遍这种三人升旗方式。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威武！
考虑到从城门到旗杆下距离有些远，董立敢就把走正步的开始地点定在金水桥南端。
第二天早晨升完旗回来，董立敢就向中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三人升旗方式的想法。中队长申美平和指导员张华一致称好。一开始，董立敢没敢说晚上他已经和班里的战士偷偷上广场演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