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见证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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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现在又兼任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司令员，工作异常繁忙。
陈赓接过彭德怀的话头说：“彭总这次回国，要当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总理太忙了，还兼着军委常务副主席，忙不过来，所以非要彭总回去不可。”
彭德怀背着手，说：“回去具体干什么不知道，还没和我讲。”说到这儿，他指指陈赓，说，“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１９２２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配合好。”
陈赓又开起玩笑：“可是，我在志愿军里的资格可没有学智同志老哟，我是后来的。”
洪学智向彭德怀表示：“彭总，你放心，我坚决服从他的领导。”
彭德怀点点头：“好，好。”
陈赓冲着洪学智大声说：“什么服从不服从的，你把你后方那摊子抓好了，就行了。”（见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２日，彭德怀被接回北京，周恩来亲自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随后，彭德怀住进北京医院，接受对前额上肿瘤的手术治疗。为了对外保密，化名“王校长”。经检查，他额上的瘤子是脂肪瘤，４月下旬便做了切除手术。５月初出院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很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一家，西边不远是刘少奇、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耦斋是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和常开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有一墙之隔。彭德怀在这里休养两个来月，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７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本人却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多少年后，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１９３７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盘旋。这次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这一工作，人们无从知道，只是在他的笔记里，有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总参谋长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久病不能工作，粟裕同志（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抗美援朝成了头等大事（20）
为此，彭德怀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后，专门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陈述自己不当总参谋长的意见。毛泽东让他推荐个人，彭德怀脱口而出：“让高麻子（高岗）当，他优点比我多，比我合适。”
毛泽东对高岗已有戒心，但没有明说，只是反问彭德怀：“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
“那就让*同志来干，他身体好，又年轻。”
“*是可以干的，他有这个才能，这么多年，他同军队各个方面都有较多的联系，是个适合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呀。我的意见还是你来干，恩来同志实在忙不过来，你再考虑一下。”
彭德怀回到永福堂，还在反复想兼任总参谋长的事。其实，从１９４５年*七大以后到１９４７年春天，彭德怀曾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央确定*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三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从１９４７年３月到1951年的5年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兼数职，哪个职务都很累人，哪个职位似乎也缺少不了他。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身体也疲累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才向毛泽东提出，让彭德怀管起军委的工作。
彭德怀不再推辞了。
周恩来为此很高兴，他见到彭德怀，略显轻松地说了一句：“我这不是让贤，而是物归原主，你本来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嘛，啊？”
周恩来的建议被批准后，他即于７月９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接工作。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卸下军委这副重担子的周恩来，仍然和毛泽东一起掌管着抗美援朝的事。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７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问题。斯大林同意中国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中国装备６０个师。他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几次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张的看法。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的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它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
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恩来针对这种看法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5年、１０年、１５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脸上微笑了一下：“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他在桌面上敲敲烟斗，“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5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但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以南，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周恩来回国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到海边胜地大连去疗养了一阵子。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意志与智慧较量的战争，也是一场后勤供应的比赛。这个伟大胜利，其实也是两位领袖人物默契配合的结果。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秘书王伏林将其概括为：如果说主席是总设计师，总理就是总工程师。雷英夫则分析得更为具体：“仅就军事方面而论，我党我军有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历史巨人相辅相成、协调运作的统帅部，真是一大幸事啊。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他站得高、看得远、魄力大，在战略决策问题上，往往是独具匠心，高人一筹。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副统帅兼参谋长。他既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又有周密的组织能力；既能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一掷千钧地下定战略决心，又能将主席的意图和决策，化作严谨细致的技术措施，环环相扣的具体步骤，贯彻到千军万马的行动上，落实为千里之外的决胜事实。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掌舵和周恩来的辅佐，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细心的人们也许已经发现，毛泽东与周恩来工作上的配合的确可说是“天衣无缝”；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这样的例子委实很多。比如，一次中央领导人开完会从新六所进城，车过公主坟后，毛泽东座车的车门突然被甩开了。周恩来的车就在主席的车后，他马上对车上的警卫人员说：“你们看！主席的车门开了，这有多危险！你们这些负责安全保卫的，以后给你们规定一条制度：上车后，把车门锁好才能开车。”成元功将总理的指示报告了汪东兴，从此上车后锁车门就成了领袖们乘车安全的一条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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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为建空军呕心沥血（1）
毛泽东说：“我们组建空军要苏联人帮忙，刘亚楼在苏联8年，通俄语，了解苏联情况，他在东北还办过航校，看起来，他是空军司令的最好人选了。”
刘亚楼打了个比喻：“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以后空军官兵都称陆军为“老大哥”。有了军衔后，刘亚楼规定，遇到同级的陆军军官，空军军官要先敬礼。
毛泽东选定刘亚楼
在战争年代，领袖们就深为没有空军而遗憾，如今建国在即，建立空军一事已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刘亚楼曾于1939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那时他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临近毕业时，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并一直战斗到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于1945年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回到东北野战军任参谋长。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赏识思维敏捷、办事果断且善思善辩的刘亚楼。周恩来曾问过毛泽东：“主席认为该由谁来组建空军呢？”
“让刘亚楼干！”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显然他对此早已反复考虑过了。
“主席原想让刘亚楼到总参工作呀！”周恩来又问。
毛泽东说：“是啊，刘亚楼在东北当过参谋长，对合成作战比较熟悉，如果让他到总参，他会干得很好的。可是我们组建空军要苏联人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8年，通俄语，了解苏联情况，他在东北还办过航校，看起来，他是空军司令的最好人选了。”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刘亚楼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员。1949年4月下旬，四野各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准备解放中南6省，第十四兵团赶往汉口，刘亚楼因原东野司令员一些工作尚需移交，暂留在北平。到了5月初，刘亚楼移交工作完毕准备南下时，忽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不要南下了，准备受领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还没等刘亚楼猜出来，一辆吉普车将他拉进中南海。
刘亚楼走进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正在审视桌上的一张地图。刘亚楼向毛泽东敬礼报告完毕，着急地问：“主席，叫我来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毛泽东微微一笑，指指沙发，让他坐下，说：“你的感觉很敏锐哟，是有任务，很重要的任务哟！”
“解放台湾？”刘亚楼兴奋地问。
毛泽东摇摇头。见刘亚楼费神思忖，毛泽东又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