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道德经-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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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一个只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人的价值的昏君，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必定是没有原则的。
第五十九章：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第五十九章：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知人事天，莫若穑。夫唯穑，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笔者字面理解
知人事天，莫若穑。
治理人民要顺应道德规律，最重要的是要抓好农业。
夫唯穑，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
只有抓好农业，人民不愁衣食就可以服从于国家大局的利益。人民都服从国家利益了，就是广泛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人民都行善积德了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就可以长治久安。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长治久安就是治国之道。有了治国之道，国家就可以确保长久。
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这就是根深柢固、长生久活的道理。
笔者感悟
老子在这一段里阐述了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在农耕文化时代，要想国富民强就要从农业抓起，农业搞上去了，人民就可以衣食富足，物质文明了就可以弘扬道德，道德弘扬了就可以长治久安。
两千六百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说过这样一段话：“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当时的齐国经济得到了傲视其它各路诸候的飞快发展，为齐桓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以食为天”也成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这句名言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饥饿与穷困逐渐离我们远去，“民以食为天”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减弱。
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如今的形势之下，管仲这段有关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再次受到关注。
贾谊《论积贮疏》
贾谊《论积贮疏》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嬴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节自《汉书&；#8226；食货志》
译文：
管子说：“粮仓充实而知道礼节。”百姓不能自足而可以治理的事，从古代到现在，不曾听说过。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生产（物资）有时间限制但是消费没有限度，那么生产能力必定穷尽。古代治理天下，最精细最周全啊，所以它的积蓄足以依靠。现在丢弃根本而趋向末技，吃饭的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啊；淫靡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增长，这（也）是天下的大祸啊。（这两种）祸害公然流行，没有人制止它；国家命运将要覆灭，没有谁拯救它；生产的很少但是消费的很多，天下财产怎能不竭尽？汉朝成为汉朝，将近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积蓄，还可（让人）哀痛。天错过农时不下雨，百姓将疑虑不安。年岁很坏没有收成，（朝廷）卖爵位（穷人）卖子女。已经听到耳朵里了，哪有治理天下危急到这种地步而君王不惊慌的？
世间有荒年丰年，是自然的常态，夏禹、商汤（都）遭受过（荒年）啊。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救济（百姓）呢？突然间边境有了急事，几千、几百万之兵众，国家用什么给他们发放粮饷？兵灾、旱灾相继而来，天下（财物）大大缺乏，有勇气有力量的聚集暴徒而横行劫击，身体衰弱的、年老的人交换子女而咬他们的骨肉；政治没有完全通达啊，远方的能有二心的人，（就）一道发难而争着起兵了。才惊恐而想办法对付他们，哪里还来得及呢？
积蓄（这件事），是天下的命脉啊。如果米粟多而财物有余，做什么而不成功呢？用它来攻就能获得，用它来守就能坚固，用它来作战就能获胜。使敌对的人归顺，使远方的人归附，招什么（人）而不到来？现在驱使百姓而回归到农业上，都附着在根本（事业）上，使天下人自食其力，（从事）工商业和吃闲饭的人，转过来回到农田，那就积蓄充足而人们（都）乐得其所了。（本来）可以达到富足安定天下，却竟然造成这种令人危惧的情形！（臣）私下为陛下痛惜。
晁错《论贵粟疏》
晁错《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8226；食货志》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象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