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冷眼狷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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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望着母亲忧心仲仲的神情，小李敖虽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知道出事了，感到很害怕，但他没哭，只是很快又在惊恐和疲倦中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李敖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旧式平房，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更增添了阴森和窒息的气氛。到了下午，李敖一家又被押送回太原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的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
回到家后的几天，李敖每天醒来都看到妈妈红肿着眼坐在床头发呆，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妈妈，只感觉到一种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在内心滋长。
不久，妈妈被允许带孩子回北京，爸爸没被判刑坐牢，而是被囚在日本宪兵队里，整整六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苦头没少吃。
李敖的父亲被关在日本式的牢房，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次耳光，手表又被日本宪兵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只东洋烂表。
李敖爸爸这次坐牢，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纷争的牺牲品。原来当时驻华北的日本华谷（？）中将一向飞扬跋扈，想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将脑筋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实际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是老资格，也有个性，所以对日本鬼子并不惟命是从，结果自然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受害人自然是局长李敖之爸了。
当然，此案掀起，也与李敖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华谷中将的做法是：先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李敖爸爸。信科长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陷自己的局长。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小孩子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大家难免急得抓耳挠腮。最后妈妈终于回来了，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几个字：“据闻老师不日归京”。寥寥几个字让家里人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终于等到爸爸回到了家。但见爸爸消瘦了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面色苍白，看上去让人心酸。不过能从日本宪兵对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已是万幸了。
日本鬼子看最后实在抓不到李敖爸爸的把柄，只好把他放了。
李敖的父亲被无罪释放，王克敏看他清白，越发赏识他，特意将他找去，要他做华北禁烟总局局长，可是经此事变，李敖的父亲心灰意冷，决心脱离官场，埋头下来做一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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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颠沛流离（5）
父亲赋闲在家，对家人来说是难得的团圆相聚的日子，李敖感到很温馨。恰如他后来这些回忆这段幸福时光时所说的：“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
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李敖的父亲当时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地下抗日工作工作，李敖当时太小，印象不深，造成了他日后对父亲的误会。1961年10月10日，李敖写信给胡适，提到他父亲做地下工作，说自己“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李敖父亲清白的密件，转到李敖手中，李敖才明白了真相。
这一封密件清楚地交代了李敖父亲这一次蒙冤下狱的来龙去脉。密件全文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部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作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肆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国民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作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末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末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作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 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吴焕章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 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末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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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鲜胡同小学（1）
在姐妹们眼中，李敖胆子真大，也真调皮，但他调皮却是闷声不响；
夏天他不穿短裤，他认为那“有伤风化”；
在二姐的毕业纪念册上，他已会写上“伟大惊人“与姐姐互勉；
他总觉得学校里的女老师都很好，他也学会了向老师告状；
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李敖一家在北京租的是沈二爷家的房子，地址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里面摆着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常常吸引得李敖姐弟将过年攒下的零花钱一点点花在这里。当然，零花钱有时也会在麻将桌上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嗜赌，逢到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付，而小孩子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作响的时候，外祖母就会让孩子来凑数，不过李敖太小，一般还轮不到，除非三缺一，他才来凑数，不过姐妹们最恨坐在李敖下家，因为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而且因为他在家属于“第一世界”，即使输了，外祖母也会偷偷将钱还给他。
李敖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对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
作为李家第一个男丁，自然被看作宝贝，不过宝贝他的只是大人，他在姐姐们面前并不吃香。李家思想开放，男尊女卑的思想并不严重，李敖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
李敖从小脾气就有点古怪。北京的夏天很热，女孩子们都穿上漂亮的花裙子，而李敖则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是裹腿，说穿短裤“有伤风化”。过年了孩子们都忙着买新鞋子，而李敖却偏偏买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子，爸爸看了连连夸奖，说他懂事，而姐姐们则暗地里骂他“伪君子”。李敖小时候也不喜欢象姐姐们那样喜欢跳皮绳、拍皮球，而是最喜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常和他一起玩的是大伯母妹妹的儿子大连，两个小子边耍刀枪嘴里还一边哼出锣鼓声助战。有时他们还挂上京戏刀具胡子，边斗边吹胡子瞪眼地哇哇叫。当然这些主要是从京戏里学来的，但也不排除他此时所读书的影响，像《济公传》、《三剑客》、《七侠五义》、《小五义》、《天雨花》等，都是李敖和姐姐们抢着读的小说，所以即使李家的小姐们也都会耍几下花枪。
也许受这些小说的影响，李敖从小胆子就很大。一天客厅里飞进来一只马蜂，其他人吓得大叫。李敖此时正光着脚坐在沙发上，见此情景，他一言不发地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马蜂落地后他又用脚丫踩，让姐姐们佩服不已。
让二姐感慨“女不如男”的还有一事。二姐当时不知为什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到一个硬纸盒子里，有一天妈妈嫌二姐整天玩蚂蚱，影响念书，让她全部放掉，结果一打开，看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竟害怕不敢捉了，这时李敖又是不声不响走过来，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解决了这一问题。
李敖不大喜欢大喊大叫，而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塞进自己的两鼻孔里，结果拿不出来了，急得来找二姐帮忙，二姐在他鼻子上又是捏又是拧，好不容易才将青杏弄出来。还有一次捉迷藏，李敖藏好后大家无论如何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张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喊“小敖”，他就是不答应。家人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么刁钻的地方。
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李敖几个小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李敖就抓起一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李敖坚持原则的个性从小就表现出来了。有一段时间他和二姐睡一张床上，一天不知为何两人吵了一架，于是在床上楚河汉界，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限。半夜里二姐梦中觉得有人踢自己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李敖：他说二姐睡过了界。
李敖从小志向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