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冷眼狷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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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任何部分碰到擂台也算输。相扑前，力士进场，兜着五光十色的图案，表示身世。最后是总帅“横纲”出场，长得又壮又肥，他在台上，把对方根本给丢下台去，其巨无霸可想！
四是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军官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五是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六是在太原公园里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是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记录，见于《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分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
当然，太原使李敖好奇的决不止这些，不妨另凑成六事。
一是太原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就显得寒酸多了，不过让李敖姐妹印象最深的不是城门，而是城门边上站着的日本兵。中国老百姓走过城门时要向鬼子兵鞠躬敬礼。有一天他们乘汽车经过城门，看见鬼子兵正在打一个中国人的嘴巴，司机懂日文，告诉孩子们：那个人是因为不肯向日本人敬礼才被打的。小小年纪的李敖第一次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凌辱，幼小的心灵开始埋下仇恨的种子。
二是山西的火车车轨都比其他省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此等怪事与阎西山有关，他因为害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轨与外界不接轨。
三是山西人吃醋太多。在禁烟局门口他曾看到一个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当时他还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四是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冠子，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她下的几个鸡蛋。
五是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一面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
六是看了一次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使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声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人毛骨悚然，使他一直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
除了太原以外，他有一次还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他记得参观过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路，那是李敖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但是山西对少年李敖影响最大的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名叫温茂林的山西人。温茂林是李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有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的中国淳朴的农民打扮，李敖一大到太原，他就来了，负责照顾李敖的一切，整天和李敖形影不离。他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倔，李敖做错了事，他甚至会怒目指责，李敖生气是生气，但却越来越喜欢他。李敖说自己日后的一些耿直脾气，也深受这个男佣人的影响。
2．颠沛流离（3）
温茂林忠心耿耿，性情梗直，很受李家的器重，后来李敖从太原到了北京，他也跟着去了，继续照顾李敖。有一天，李敖的父亲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李敖好奇地看见茶碗四周都画有光着身子的男人女人，正觉奇怪，这时温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李敖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李敖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李敖才恍然省悟自己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温茂林喜欢鸟，李敖大受影啊，也养起鸟来。北平旧家的纨绔子弟多喜养鸟，常常出门卷着百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步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李敖当时太小，养鸟还达不到这个水准，但鸟也养过几只，其中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11种动物的声音。可惜不意中学会了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
除了养鸟，温茂林还有一手画一笔鸟的功夫，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李敖大为佩服，也虚心请教，全套学到。李敖把鸟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温茂林忠是忠，但只对李敖忠，家庭中的其他孩子，就颇不在他眼里了，动不动就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让其他孩子生气的是每天早晨上学前的出门，门从里面锁着，钥匙在他手里，而他偏偏喜欢睡懒觉，孩子们上学怕迟到，就使劲地敲门，随后就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他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面再用力甩，然后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点一点地往脚上套，敲门声愈急，他穿得越慢，显然是故意与大家作对。这是山西人的脾气，任谁也奈何不得的。
但温茂林对李敖却绝对是忠心耿耿。李敖六岁的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小毛病，就替他用热水袋去敷，没想到越敷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胸膜炎，爸爸决定请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关颂韬给李敖开刀做手术，温茂林一听大惊失色，向李敖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的理由是：身体发肤，来自父母，动刀开膛还了得。后来见李敖爸爸决定开刀，他无力回天，就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令周围的人无不动情。
这次生病是幼年李敖经历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其性格坚强的一次证明。住进医院后，李敖并不太紧张，倒是觉得一切都很好奇，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且有那么多好看的护士。做手术前，要先麻醉，医生将哥罗仿按住李敖鼻口，让李敖跟自己一起数数，李敖就跟着数，数到三十多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就插入了两根皮管，不能马上缝合伤口，而是每天换药引流，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胸膜炎，每次换药都是大喊小叫，而李敖则很熬得起疼痛，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腿软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西医救了李敖一命，这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医术的看法，并导致他成年后就医术发表了很多惊世骇俗的看法。李敖对中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他曾这样说过：“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有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确方法’。”
他认为自己小时候的这条命就是西医救的，如果信中医，恐怕就没有现在这个旷世奇才李敖了。
实际上在当时的李家，围绕着李敖的病是看中医还是西医的问题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听说要在肚子上开刀，李敖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
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李敖的爸爸也很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这才决定开刀。
李敖病好后，李敖的父亲高兴自己的正确决定，使李敖大病不死。李敖爷爷、奶奶对西医的高明也没有话说，但还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照样看得好。
李敖后来为此感叹说：“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盲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李敖得盲肠炎时，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所以割盲肠要算大手术了。所以李敖一直很怀念这位名医关大夫。
与西医关大夫相对，李敖小时候还接触过一个中医大夫，而且对中医那一套做法很有体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会道的，中医要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嘘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x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他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妈妈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
“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姐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性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胸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
2．颠沛流离（4）
“不幸的是，四姐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1943年暑期将满，李敖即将随父母姐妹离开太原，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爸爸被捕了，而且几乎因此送命。
一天晚上，李敖和父母及二姐、六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小家伙们都很兴奋，因为爸爸平时太忙，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爸爸讲的故事特别好听，在火车上可以一边听爸爸讲故事，一边吃着随身带的小零食，像山西无核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别提多惬意了。但李敖和二姐在上车前却好象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因为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谈话的神气非常严肃，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谁也不会想到其他方面去。
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只听爸爸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但看样子被日本人拒绝了。最后爸爸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磅礴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李敖一家人。一行人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二姐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李敖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
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着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望着母亲忧心仲仲的神情，小李敖虽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知道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