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冷眼狷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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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妈妈学名叫张桂贞，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是个有文化的妇女，论辈分是李敖爸爸的学生。
李敖的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899年生。生李敖时，他已三十七岁。虽然父兄都没读书，但他却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他的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读大学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他一个人改，所以籍贯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家里其他人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李敖的籍贯也是吉林扶余了。
李鼎彝进入北大的时间是1920年，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老师则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可谓名师汇集，也确实培养出不少后来很有成就的学生，如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治哲学的冯友兰等。但李敖父亲本人书念得并不十分出色，但一些北大逸事却还是能津津乐道的。
李敖的爸爸于1926年从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本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28岁了，归家之心愈加强烈，所以就拒绝了。
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生，李敖的爸爸回到家乡，非常风光，立刻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东北虽然是张作霖当政，对知识分子却极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非日后的风气可比。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张作霖常常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等等。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让教师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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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北小“遗民”（5）
李敖的父亲除在吉林六中担任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李敖的妈妈此时正在吉林女子师范读书，有可能认识李敖爸爸，只不过李敖爸爸是在高班上课，他妈妈在低班，没有直接授课而已。所以两人的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靠“媒妁之言”。
李敖爸爸当时离婚不久，前妻是一位尹女士，人也很贤惠，可惜不能生育，不但不生男的，连女的也不生，这在传统大家庭里可是“罪莫大焉”，偏偏李敖的奶奶又是个生育能力极强的婆婆，两相对比，更让尹女士抬不起头来。后来李敖的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而死。李敖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姐姐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这位尹女士的。
李敖的妈妈显然适合李家，她好象与婆婆比赛式的，一连串地生孩子，最后在总数上虽然不敌婆婆，但孩子成活率100％，却远非婆婆能比。
2．颠沛流离（1）
生逢乱世，人不如狗。
为了生存，李敖的爸爸带着一家十九口，从东北来到北京，后来又升为太原禁烟局局长，可不久就被捕，原来他一直在做着地下抗战工作。
李敖陪伴着爸爸，阅历大大增加，只不过在太原看到日本的相扑和戏，感觉恶劣极了。
令他感兴趣的是在瓷器上看到很多光着身子的男女，但又不许看。
他盲肠炎开刀，虽然疼痛难忍，却一声不吭。
不过他对爸爸的抗日工作的成绩却很怀疑，因为他太小。
此时的东北正处于黄金时期，土地肥沃，生活富裕。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袤的国土尽陷敌手，“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老百姓饱尝亡国奴的辛酸和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李敖的父亲决心带领全家进行一次大迁徙：从东北迁到北京。
李敖的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很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一是因为远离故土难免恋恋不舍，二是北京好虽好，但对这一家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三是此时李家已是家丁兴旺，老少加起来已达十九人，这样的家庭举家南迁，自然是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之苦。但作为一家之主，眼看着家人在日寇的铁蹄下安全堪忧，生活无着，他必须负责。作出“迁京”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
此时李敖才两岁，当然还体会不到国恨家仇和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但苦难的种子已在他内心生根发芽了。
李敖的父亲虽然曾在北大念书，此时到北京也算故地重游，但处境、心情和十机年前毕竟有根本的不同，东北是根，北京是浮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首要的工作自然是找到工作，解决全家十九个人的饭碗问题。当时李家的人计有：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李敖，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
但北京此时也已是风雨欲来，找工作谈何容易。李敖的父亲四处碰壁，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有理他，胡适对有成就的学生是很乐意帮忙的，但李敖父亲读书不出色，胡适对他没印象，自然就谈不上帮忙了。
找来找去。李敖的父亲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薪水虽然不厚，但有聊胜于无，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
李敖的父亲此时真是辛苦，甚至连车也不坐，每天居然从东城走到西城去上班，只是为了省下车钱供家用。每天下班回来，他都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李敖——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
一天爸爸回来，告诉家人他在皇城附近的柳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隐隐约约预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又要到了。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铁蹄又踏进了北京。
此时李敖全家搬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李家第一反应是继续往南迁，但李敖的父亲为这十九口的大家庭所累，再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了。于是他派李敖的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而他继续留在北京坚持地下抗日活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李敖的父亲就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工作，他当时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于是全家又第二次做了“遗民”，
李敖的父亲继续在法部做科员，不久机会垂青，在法部的一次移交事务中，他的才干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开始大力提拔他，接着就是步步升迁，三四年的时间，他就升到了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局长的职位。
1941年，李敖的父亲去太原上任，此时李敖已经6岁，也随父亲去了太原。事隔多年，李敖仍清楚地记得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的情形；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平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
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洋军阀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长这样重要的职位竟交给一个无名小辈当家，足见出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肚量，但也说明李敖爸爸办事的才干。
当时的禁烟局不是一般的普通办公场所，其氛围的严肃、阴冷、庄穆、威严、神秘、古怪，给少年的李敖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
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待，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上保镖。少年李敖在北京时看见过这样的车，不过那是“大人物”坐的。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钩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给李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这样的车父亲已经坐上了，虽然这局长的车没有保镖，还是很威风神气的。李敖觉得自己的父亲也是大人物了。汽车在童年李敖眼中，成了区分普通人与大人物的标志，留给李敖的印象堪称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李敖回北京读小学时，画的汽车最漂亮，让老师和同学惊叹不已，而对汽车的最初印象，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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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颠沛流离（2）
禁烟局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个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李敖的爸爸、妈妈，大妹和李敖自己，就住在这一大排主房里。主房旁边有一道门，门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花园后面，循阶而上，有一间高高的单独房子，冷清清的，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景象，也有一点鬼气。李敖每天都到这间房子来玩，这间房子，对李敖来说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李敖后来说：“40年后我写到这间房子，这种感觉，还是存在。”
太原没有自来水，洗澡要由挑水夫一次次挑来，倒在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里。挑水夫是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里的阿Q。有一次他向李敖要尿喝，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李敖懵懵懂懂，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就给了他，但这个挑水夫最后还是死了。
李敖6岁时只在太原住了一年，但这一年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最深刻的是6件事：
一是鸦片烟，李敖称自己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使人怀疑到了砖窑。他认为任何毒枭，都不会比他看到过更多的鸦片。
二是第一次见到“女招待”。一次禁烟局里的一个同事结婚，李敖也应邀参加了，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宴会搭的喜棚。爸爸的日文翻译俞秘书（当时日本鬼子势力无所不在，禁烟局受日本鬼子控制，所以有日文翻译。）搂住一小女招待亲热，这是李敖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女招待”类似今天的酒家女，特色是饭局中由女孩子来服务。刘半农说比照“吃馆子” “听谭鑫培”，“写黄山谷”的简化语言，可叫 “吃女招待”。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曾想用大学女学生做‘女招待，给日本鬼子吃，其媚功可想！
三是看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大原来表演，是俞秘书带他去看的，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使李敖大为惊奇，不过这种比赛并没让李敖感到多么有趣，因为他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很多，只令人觉得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后来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日本侵略中国，派来的鬼子可真不少。那天是他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相扑是日本的国戏，但它却是偷自蒙古人的一种竞技。相扑的场地，叫“土表”，是有一人高的方形黏土擂台，中有圆圈，任何一人被推到圆圈外面就算输，或者除脚底外，身体任何部分碰到擂台也算输。相扑前，力士进场，兜着五光十色的图案，表示身世。最后是总帅“横纲”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