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冷眼狷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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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远走台湾（2）
在上海这段日子，除了这次“飞刀“事件，李敖基本是能做到一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也没去过电影院，只应邀去了一次王家祯家。王家帧字树人，吉林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入，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全局局长。他的太大是李敖老姨父的妹妹，与李敖家算是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与李敖接近，常在一起玩。李敖一家转到上海后，王家祯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二弟约李敖一起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们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上海的市侩气，使李敖至今记忆犹新。
但上海也有让李敖印象好的地方，那就是书店。早在读小学时，李敖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心向往之，这次意外来上海，正好借机参观商务印书馆的总部，大饱眼福；其他还有开明书店，此时正是最风光的时候，李敖也都去看了，并淘了不少廉价书，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李敖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李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李家也去台湾，李敖爸爸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李家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带着李敖立刻到市区买船票。
临离上海前，李敖爸爸将储存的面粉等都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
当。”李敖和爸爸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接着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李敖背着自己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慢慢开出祟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
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一幅乱世流民图。船到海上后十三天，上海解放——李敖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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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抢去我的第一名”（1）
刚到台湾的李敖一家穷得连照相的钱都没有，但李敖读书的台中一中却是人才济济，李敖也交了很多各有奇能的朋友。
他也出过不少丑：一次烹饪比赛，他做的菜评判老师连尝都不敢尝。估计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1949年5月12日晚，李敖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和家人一起到了台湾，先行到台的张松涵到基隆码头迎接，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
刚到台湾，一切都是新鲜的。第二天天亮以后，李敖就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展走路，走得歪七翅八，“丑态百出”。那时候台湾贫穷而淳朴，人穷得连皮鞋都很少有人穿，满衔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李敖一家住在了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里了。李敖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挑源也。
遗憾的是此时全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父亲每天操劳的都是“囤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等日用品，那种无安全感，跟在受害流亡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此时生活大有“桃源”风味，只是苦中作乐而已。
爸爸四处找朋友帮忙，终于在北大国文系老同学、当时任“立法委员”的王墨林的帮助下，在台中一中谋得一国文教员之职。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李敖以上海缉规中学初一生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他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李敖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的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他是福建人，当时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自然也摆不起什么架子了。如程东白老师，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国民党时的辽北省教育厅长，但来到台湾，只在一中混个夜间部教员！其他还如做过外交宫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纤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李敖爸爸当时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入，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英文。
每天早晨，李敖父子俩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从来没见国便当，所以两人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当李敖背着书包，提着这饭盒走进教室时，全班大笑，讽刺李敖是饭桶，李敖大窘，看到别的同学的饭盒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再反观自己的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样，第二天就赶紧换了。
不过李敖的饭盒虽买得大，但用来填满饭盒所需的钱却不多，这是李敖一家最为窘迫的日子，为此少年李敖不得不放弃很多娱乐。
一次，班上春假要远足，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李敖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可等他回家向爸爸伸手要钱时，爸爸无奈地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结果全班在日月潭日月谭，李敖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李敖，要他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李敖穷得连照相的钱偶没有，但又想去，急则思变，就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他就央求班长陈正澄代递。害得陈正澄和李敖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他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李敖一家来台湾后的贫困程度，虽然爸爸有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李敖的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妈妈又要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
后来一中给李敖爸爸分配了半栋宿舍，家庭情况才稍有转机。房子在台中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李敖一家九口住进，拥挤不堪。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佣人老吴转到别人家去帮佣了，木屋才又腾出另一半，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杨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这一住就是十三年，这一老宅，横贯了李敖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
但李敖还是比较特殊，在如此拥挤的住房条件下，他竟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他自己的独立天地，里面有一桌一椅四壁书，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少年李敖茁壮地快速成长着、辛勤地写作着，为自己以后的思想超越顽强地奠定着基础，顽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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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抢去我的第一名”（2）
在台中一中读书期间，李敖始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年复一年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而学校和同学是无法满足其“境界”的。在他内心深处，李敖与人颇为疏离，而是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傲慢，不大看得起人。
但有中也有几位让李敖难以忘记的同学或朋友，其中学问最好的是陈正澄没，他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再后来他去德国留学，要李敖用毛笔写字送他，李敖挥毫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这首诗完全是写实的。陈正澄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
除了陈正澄，张育宏也是李敖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李敖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发自内心地佩服。
赖宪沧也是李敖的老同学，李敖办《求是报》时，他还出钱订阅送人。韩毅雄也是李敖一个聪明绝伦的同学，他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后来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李敖的“御医”。另外还有美男子王新德，为人头脑细密，李敖爸爸死后，他还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李敖，令李敖深深感怀。
除了同班同学，李敖还交了几个异班好友。张世民高李敖三班，是李敖演讲时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