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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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学毕业后，葛翠琳到北京求学，因考试成绩优秀而得以进入北京崇慈女子中学免费学习。为了学习英文，她学习英文本《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的学习毅力，献身科学的精神，强烈的爱国之心，第一次在她面前竖起一块人生路标：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立志苦读理科，献身人类科学事业。然而，在共和国的黎明之前，年轻人的激情把她推入了迎接太阳升起的热烈人群之中——在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前夕，她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回到中学里积极参与组织读书会，办图书馆，阅读各种进步图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组织理化实验小组，团结进步同学参加学运。
中国特殊的历史命运，终于把她同自然科学分开，高中毕业她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后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她参加歌咏队，演戏，自编自演，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于是不知不觉，便和文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命运之舟终于也将她载入另一个港湾，使一个曾经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少女由一个也曾经喜欢童话故事的孩子真正走进了童话之中——那里风和日丽，美丽的沙滩上戏要着无数天真的儿童少年。她爱那个港湾，因为她爱少年儿童，因为那里是人生的起点，从那里，孩子们可以高扬起真善美的风帆，将人生之舟驶向大海，怀着真善美的信念走向世界。
在那里，葛翠琳一呆就是一生。
她终于离开学校，走进了文艺界。1949年至1950年，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北京《新民报》、《北京儿童报》等处发表了《千百万老师》、《灯下语》、《家信》等诗歌和散文。之后，她又发表了一些童话和剧本。五十年代葛翠琳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的活动，老作家曾给她许多帮助和指导，使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许多故事一下子都浮出了记忆的海面。那时她常去农村，“在秋天的场院里，严冬夜晚的热炕上，在夏季的瓜棚菜园里，春天青草吐芽的放牧场上；在热闹的小客店里，长途运输的大主上，在老农民小憩的茶桌旁……我听到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吸引我，感动我。”这时期，她搜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谜语、谚语和笑话等，这些富有魅力的动人民间文学，成了她创作的一个源泉。
1950年，老舍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市文联任主席；葛翠琳就担任老舍的业务秘书兼文联儿童文学组组长。老舍虽然是文化名人大文豪，却不能自主地处理文学艺术家们的事，往往要受治于人，生活、工作并不愉快。在这种背景下，葛翠琳虽理智和感情上都在老舍这一边，明知老舍是正确的，也没有“发言权”，工作难做，那些钉子一样的眼睛，使她有一种背受冷气袭击的感觉。
葛翠琳的工作和创作都是勤勤恳恳的，1954年，她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团员和模范团员。1956年她任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专业干部，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葛翠琳在这个具有自然原生态的“港湾”里天真地生活、工作和写作，先后在《少年文艺》、《新港》、《北京文艺》、《人民文学》、《文学月刊》等杂志发表童话《少女与蛇郎》《种花老人》、《泪潭》、《小红花和松树》、、《野葡萄》、《雪梨树》、《采药姑娘》、《聪明人》、《雪娘与神娘》等重要作品，这是她创作的第一个爆发期。正当她的创作向更高境界发展之时，她的梦突然真的演化为童话，心目中的那个原生态的自然“港湾”，也不再是避风港，1957年，一个灭顶之灾的巨浪吞没了她——她被打成了右派。她有何反党反人民的错误言行？没人说情。“莫须有”，是斗争的需要，于是她下了农村——劳改。她当过老舍的秘书，但她的的“失踪”老舍并不知道。“有一次回城，她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补钉衣服，满脸灰尘，像个老农妇，在街上碰见老舍，她想一低头过去，很怕给他添麻烦，所以就没打招呼。没想到老舍一眼就认出她来，主动招呼她：“您去哪儿？冰心几次问我，葛翠琳到哪儿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老舍对她很关心，她只好告诉他她在农村种地、挖河、修路，进行改造，由一位肃反时受审查的笃信基督、为把上帝的爱带给人们而甘愿受苦的姑娘负责监督她。老舍黯然，没有说话；葛翠琳却感到了信心和勇气，她心里有神有鬼也有人。
这一次在农村劳动改造，经常“大战”到深夜，吃在地里，休息在地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一长，同农民也熟了，休息时就听他们讲故事，日积月累，便记录了许多文学资料。后来她还在当地办了一个农村托儿所，“为了带好这些孩子，除了照料他们吃睡，还要讲故事教唱歌儿。”这时期她编了不少童话、故事、笑话，还整理了一些谜语、谚语，主要就是为了哄孩子。她回忆说：“有时候我带孩子们到田野树林里去玩，我讲故事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又把自己从家里听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使我更多地熟悉了孩子们，也听到了更多的故多。每天都要讲故事，我只好一边讲一边编，有时讲到一半下边编不出来了，孩子们就会提出各种问题，还会补充很多富有想象的结尾，最后由大家完成了这个故事。”（《葛翠琳作品选，我爱儿童文学（代前言）》）她曾经把这些民间故事、谜语和谚语记录下来，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她在改造的苦海里，打捞出许多金色的贝壳和五彩斑斓的珊瑚，那是一个迷人的童话世界。但是，她的恶运还没有结束，起于1966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像一场平地而起的龙卷风，将她的那些心爱的古今中外童话书籍，以及全部作品草稿、创作素材——一她辛辛苦苦记录的传说、故事、谜语、谚语——一扫而光，片纸未留。但她写作的欲望并没有破灭，那些优秀童话里的人物和故事经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幻想着美好的未来，会像童话里的奇迹一样出现，真理战胜邪恶。这时候，她悄悄构思了许多童话，虽然没有写成文字，但却有了雏形。
20年后，她盼望的那一天终于伴随着鞭炮锣鼓和游行的人群来了。风息浪上，一个在人世间遗失多年的梦又重新拾起，她又出现在那个港湾，还是风和日丽，美丽的沙滩上还是那么多儿童少年，她又回到她所钟情的童话世界，她在十九岁开始的事业，又得以重新开始。
三
太阳终于钻出历史的黑洞。1979年，她被错划右派得以平反，调入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委员，主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10周年《童话寓言选》。之后，她任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理事、全国儿童戏剧会演评奖委员会委员、全国首届少年儿童广播剧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基金会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儿童文学创作评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七届妇女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第六届执行委员、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少年儿童图书研究社社长、冰心奖评委会秘书长；先后为华北、华南地区、西北西南地区、湖南、江西儿童文学讲习班讲课；出访日本、泰国，瑞士、法国。1988年任瑞士儿童书籍国际奖评奖委员会委员。
四十多年来，葛翠琳到过牧区、渔岛、山区、农村、城镇、矿区，和千千万万的孩子在一起，她知道孩子们需要爱，需要知识、智慧，而书可以给他们需要的一切，书里有滋润孩子心田的清泉。葛翠琳多次说：一我之所以几十年坚持为孩子们写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孩子们需要我，我需要孩子；孩子们给予我的爱，注入我心灵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珍贵的东西所不能代替的。”爱是理解，是信任，是无私的给予！她和孩子都需要爱，爱是伟大脐带，是母亲和孩子之间一体的人性自然联系。
四
葛翠琳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作家，在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她用爱的乳汁、伟大的情操，在少年儿童的幼小心灵上建造人类真善美的圣殿。作为作家，新时期以来，她的笔更健、更执著；作为少年儿童工作者，她的情怀永远是母亲那种固有的温暖。
她的童话创作独树一帜，是当代文学史上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收获。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葛翠琳先后出版章话集《野葡萄》（1956年，北京大众出版社；增订本，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台湾光复出版社；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泰六种文字，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英文本在瑞士儿童书籍国际奖评为优秀作品，拍成电视片在德国慕尼黑电视节获奖）、《巧媳妇》（1956年，儿童读物出版社）、《采药姑娘》（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金花路》（198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比孙子还年轻的爷爷》（ 1980年，新蕾出版社）、《翻跟斗的小木偶》（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星儿落在北京城》（198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蠢婆娘和巧媳妇》（1982年，香港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葛翠琳童话选》（1983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过天堂的孩子》（1984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最丑的美男儿》（1988年，海燕出版社；获第二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片白羽毛》（199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春天在那里》（1990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迷路的小鸭子——中国著名作家幼儿文学作品选》（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葛翠琳中篇童话选》（1992年，希望出版社），长篇童话《会唱歌的画像》（1994年，海燕出版社），长篇小说《蓝翅鸟》（1985年，新世纪出版社），儿童文学选集《花孩子》（1984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寻贝集》（1987年，新世纪出版社）、《葛翠琳儿童文学作品选》（1989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葛翠琳作品选》（199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儿童剧本《草原小姐妹》、《任性的小白母鸡》、《小羊羊的心事》、《小淘气的决心》（198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野天鹅》（1988年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摘星星的孩子》、《勇敢的朋友》等多部。另外，以她的作品配画的低幼儿童读物计有《花孩子》、《春姑娘》、《冬爷爷》、《寻找春天》、《银鸽儿和小公鸡》等近20种，其中《春天在哪里》于1985年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低幼儿童文学读物评奖一等奖。在报刊上发表童话70余篇，散文和儿童文学评论近百篇，1994年她在《北京文学》第8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