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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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中国人,自古很讲究长幼顺序。中国文字又是方块字,一字一音,给我们的人民起名字带来了方便。生了孩子起名字时,一辈人统一用一个字,冠在名字中。这个字我们那里叫“派”,与姓氏相连,或嵌在中间,或缀在尾部。都共同拥有这一个字的男男女女,表示是同代人,属于兄弟姐妹的关系。姓孔的、姓孟的是圣人后代,比我们这些杂姓氏更加严格,他们不仅从来不会乱“派”,而且约定俗成,两姓人用的是同一种“派”。所以,台湾的报纸曾经宣称,孔氏家族在台湾,到目前已经排到九十二代了。
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 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名×字××”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家谱(2)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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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1)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烧,说啥也不在家里待了。但他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要跟着部队走。他爹孙乃器冷峻地说:“孩子,你走吧,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你是我们孙家的根子。”
孙乃器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大劫难,恐怕难以逃脱。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和前程,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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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2)
到了后来,我们山里的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好多家庭,不是一家一台,而是两个到三个,只有这样,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才可以各取所需。城里的小朋友最爱听的“小喇叭广播”,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常常听不到,因为在播送的时段上,不是为我们乡下的孩子设置的,等他们放学回家,这个节目早已结束了。牛把们的床头都放着绿白相间外壳的“黄河牌”收音机,他们一边喂着牛,一边听着豫剧,是很惬意的事情。有时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把收音机蹬掉在地上是常有的事情。摔得没有声音了,拍一拍又会响了。老百姓说,这收音机不是“黄河牌”,是“震荡牌”。
这种收音机,配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共称“三转一响”,是当时时髦的陪嫁物品。不同的是,同为“三转一响”,品牌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比如收音机,上海产的“春雷牌”就比“黄河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