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寂寞-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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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6）
我与母亲以及父亲的一个助手，是1950年2月到美国与父亲团聚的。刚到美国，我们一家住在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饭店，3月26日，司徒先生出院后，父亲将他接来与我们同住。
父亲在美国没有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顾司徒先生身上，我们家的生活也不是很宽裕。父亲为了更好地照顾司徒先生，1952年拿出他大部分的积蓄，花3万美元在华盛顿西北部远离闹市的第28街买了一幢房子，司徒先生从此跟我们一家一起生活在这里。司徒先生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父亲的房间就在他隔壁，以方便随时照料他，真的像儿子一样，对司徒先生是百分之百地尽心。
我到美国那年刚好16岁，学会了开车，而父母都不会，所以那时候经常是我开车，带着父母和司徒先生，一起出去转。我印象中的司徒先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甚至像一个“活着的上帝”，我和姐姐们都喊他grandpa（爷爷），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我们的“洋爷爷”，而姐姐的孩子们也按中国的传统，喊他“太爷爷”。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凄凉。唯一的儿子是位牧师，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妇为妻，也没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亲，只是偶尔到我家来看他。起初司徒先生还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工资，但1952年辞职后便没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国的制度，3年的经历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军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晚年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后来是靠着一个慈善团体每月给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母也没有工作，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得很艰难。
司徒先生中风以后，丧失了不少语言功能，写字也很困难，他闲时就练习写字，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用宾馆里的便笺练习写字的纸条。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我记得每到这一天家里总是很热闹，许多燕京大学的老校友都赶过来，连同司徒先生的儿子和他的弟弟、弟媳。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更是一个教育家。
那时候到我家来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适。胡适很谦和，举止得体，他与父亲和司徒先生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位是马歇尔将军，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来，也没有什么保镖之类的人陪着，跟我们说话也很客气。虽然穿着便装，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风。当时我手头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传记，现在想起来，很遗憾当时没拿那本书找他签名。
司徒先生后来写了本《在华五十年》。对他与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情谊，司徒先生说，他“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当年有很多人怀疑父亲的身份，觉得他不是亲共产党就是亲国民党，我后来到了美国，总是有人问我：“你父亲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他们：哪边也不是。父亲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样，他们并不倾向于哪个党派，只是希望中国不要有内战。
1955年8月，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亲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1962年，司徒先生以86岁高龄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政府组织一访华团到中国访问，三姐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父亲托她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一年后，应周恩来邀请，离开中国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来送的花瓶，原来一直放在我们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澜受父亲之托，专程回国送回了那只明代彩绘花瓶。5个月后，父亲在华盛顿去世。父亲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
生前，父亲曾为司徒先生“将骨灰埋葬在燕园”的遗愿，两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答复。司徒先生的骨灰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华盛顿的家中，实现他这一遗愿的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司徒先生最后的遗愿能在我这一代实现。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亲龚澎（1）
∷∷口述 乔松都
1953年诞生于乔家的第二个小生命，是乔冠华与龚澎在朝鲜时一份爱的纪念——1952年，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善解人意、体恤下属的周恩来派龚澎到朝鲜探亲，于是有了这个新生命。当时，乔冠华告诉朝鲜革命军领袖南日：“如果是男孩，就叫松岳；如果是女孩，就叫松都。”松都是朝鲜开城的古名。
17年之前，乔松都与哥哥宗淮一直生活在爸爸妈妈温暖的庇护下。1970年妈妈龚澎的离去，是这个曾经幸福无比的家庭一连串变故的开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在泪水与痛苦中渐渐长大，也无时不刻在与妈妈心灵对话。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是乔松都用8年完成的书。但有些话题，她仍旧选择回避，无论是书里还是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这样，这次口述，她还是提供了在她*之外的那个美丽而传奇的母亲龚澎的影像。
启蒙
妈妈是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的，她生命的第一天，便是从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开始的，这似乎预示她的一生也将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
妈妈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教育来自我的姥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安报考陆军速成学堂（注：后更名为“保定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去世时，蒋介石还送过一副挽联。毕业后，姥爷在安庆讲武堂任教官，辛亥时期，他成为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港抵达上海时，姥爷与同盟会会员齐聚码头迎接，孙中山专门召见了他，而黄兴还把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介绍给姥爷，促成了一段姻缘。
因为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而遭袁世凯通缉，1912年姥爷带着姥姥与刚满月的大姨远走日本，在那里生下第二个孩子，姥爷为她取名“慈生”，她便是我妈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返回国内的姥爷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姥爷与陈炯明私交较深，但后来看到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和，甚至谋反，姥爷开始失望以至萌生退意。退出军界的姥爷，在老朋友的帮助下，落户上海。
姥姥徐文出生在广东一个大家庭里，写得一手好字，记得小时候姥姥最喜欢跟我和哥哥念叨的，就是当年姥爷怎么撑把破伞翻山越岭到保定军校上学的事。姥姥有点重男轻女，但有趣的是，她的几个女儿都各有所成。不知道为什么，姥姥一直让我舅舅的孩子用上海话喊大姨和妈妈为“大伯”、“二伯”，可能觉得女孩当男孩养，长大后会有出息。
姥爷去世早，我从没见过。但妈妈时常会跟我提起他，可见他对妈妈的影响很大。妈妈天生丽质，到十几岁时，她像这个年龄的所有女孩子一样，也开始喜欢打扮。姥爷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受苦的老百姓，就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着不公道的事情。”妈妈后来告诉我，这句话对她一生都有影响：“我一想到他说的，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事情在发生，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以后我就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放在国家的大事情上了。”
姥爷到上海是1926年，那时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我小时候曾看见妈妈留的以前的小画片，都特别精致。上海滩有一类女性，沉浸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中，但妈妈的视野和胸怀已经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2）
姥爷虽然并不富裕，但他坚持把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1928年，妈妈进入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读书，大姨比她高一级。妈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她更刻苦，比别人付出更多。冯亦代夫人郑安娜与妈妈是中学同班同学，那时妈妈爱看书，经常错过吃饭时间，姥爷就每周送她一桶饼干，妈妈经常抱着饼干桶边吃边看，以至若干年后，郑安娜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只马宝山牌饼干桶。
圣玛丽亚是一所教会学校，很注意英语教育。起初妈妈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而她又不像身边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请得起家庭教师，别人玩的时间，她都用在读书上。到了第二个学期，她的英文就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早年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也使妈妈一生受益匪浅。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问妈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男的吧？妈妈回答：女的也一样。妈妈读书时，圣玛丽亚学校的校长说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培养大使夫人，更要培养女大使。”大姨后来也跟我说：我和你妈妈都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参加工作、获得认可的——大姨龚普生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而妈妈用一生的努力证明：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承认与尊重。
太行山上
1933年，19岁的妈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与一年前考入经济系的大姨成为校友。在燕京读书的第一年，因为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成绩有点下降。妈妈很好强，她立志拿到奖学金，到了第二学期，她果然又拿到了班级第一。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一本书中曾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妈妈与大姨无疑就属于斯诺所说的这一批学生。妈妈在燕京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与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等几位一起，成为北京最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母亲是大队长之一。对这次学生运动，国民党封锁消息，除了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外，北平各大报纸都没有任何报道。在斯诺建议下，燕大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自己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主持这场招待会的正是妈妈和大姨。妈妈的机智和口才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也是妈妈的第一次，也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开端。
1937年夏，妈妈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丽亚中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很多青年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妈妈便是其中一位。妈妈虽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几分。虽然姥爷的身体不是很好，但他默默同意了妈妈的选择。
可以说，对妈妈这样带着一腔浪漫激情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以后才开始的。与妈妈同去的学生中有的就动摇了，辗转回到了城市里，而妈妈和另外两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到延安的有很多女学生，她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逃婚，有的是因为遭受打击，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