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文集:新语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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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环簧婆郎剑科吐洌阌诨髌啤４蠹乙恢峦饷蠖姆治觥Ｕ揭劭己螅揖圆扇∮盏猩钊氲姆秸耄�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智篇（7）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大智篇（8）
三、遵义会议上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大智篇（9）
四、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毛泽东无疑是个罕见的高手。从以少数兵力粉碎敌人重兵“围剿”起，直到震动世界的战略决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的确，谈起这一战役，军事家们没有不佩服的。
在红军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即确定，长途跋涉的红军暂时安顿下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是随后发现，黔北一带地瘠民贫，少数民族多，语言不通，党的基础尤其薄弱，创建根据地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蒋介石的“围剿”军已经入主贵阳，与黔军又将形成“围剿”之势。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进军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