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文集:新语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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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写的是多么美妙动人啊！真是一首工业交响诗！
199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九周年的时候，举行了草明同志创作六十周年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在草明同志的生活根据地鞍钢举行的，我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全国总工会、作家协会以及草明的家乡都来了人表示祝贺，除了作家和评论家，还有一些草明辛勤培养的工人作家。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公认，草明是中国从30年代到90年代一生写工人的唯一女作家，其成就也是杰出的。其次，大家还对草明辛勤培养工人作家称道不已。这些足以证明，她不是把文学事业看做是个人的事业，而看做是阶级的事业、革命的事业。只有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众多的作家来，工业题材的文学才有真正的繁荣。我在这个会议上也作了简短的发言，我提出了“研究草明现象，弘扬草明精神”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像草明那样长期深入工人生活，毕生热爱工人阶级，将一切献给工人阶级的精神太可贵了，这是自觉地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才会出现的“草明现象”，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同时我深切感到，这些年来，我们的不少作家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与工农兵离得太远了，写他们写得太少了，尤其描写工人的东西，简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当年的“草明现象”，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这种局面怎么能够让它继续下去呢？我也曾打听那些当年在文坛上曾相当活跃的工人作家，他们现在的情形怎样？他们在想些什么？总是不得其详。当然，工人阶级已不再像当年那样风光，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在下降，许许多多的人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难堪的处境，他们已被现在流行的说法归入弱势群体。但我要说，他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最忠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级，归根到底将仍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阶级。他们当前所处的困境与不幸，不能成为我们疏远他们的理由，而应该成为我们更加关注他们、热爱他们、接近他们、了解他们、描写他们的动力。同时，工人阶级本身也应该生长出更多的作家，成为工人阶级的发言人。今天工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已经提高了，其遭遇也是不平凡的，我想经过工人本身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世界文豪高尔基不就是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吗？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事业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今天为了悼念草明，为了纪念毛主席伟大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我写了上面的话。我提出：谁来追踪草明？我相信是会有更多的草明跟上来的！
2002年4月4日清明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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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日本人民的良心
——悼念东史郎君
不久前，从报上得知，东史郎君逝世了。
东史郎这个名字，我想中国人是并不陌生的。他曾是前侵华日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回国。1987年，他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情景。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2000年2月，他先后六次来中国谢罪。我就是他第六次来华时，在国史学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认识他的。
那时，东史郎已经八十八岁了，虽然满头白发，但身躯强健，讲话声音洪亮。那天我听了他的讲话，他再次揭露了侵华战争的罪恶并表示了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决心，令人深为感动。宴会后，他把在中国刚刚出版的《东史郎日记》送给我，并在扉页上题写了“正义必胜，粉骨精白。东史郎八十八岁”等字。我翻看了该书的序言，他以鲜明的语言写道：“应该永远不忘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情，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军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牙还牙，而是对我们‘以德报怨。’”又说，“日清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国索取了大量的赔款。然而这次日本战败后，中国并没有占日本一寸土地，没让日本人赔偿一分钱，反而对我们说：‘我们要永远为友好而努力！’这种恩情我们要报。”他又说，“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遗憾的是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仍然不散的那些家伙竟然控告说：‘东史郎在说日本军的坏话，这是毁坏名誉。’‘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 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他们，六年来与他们斗了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三百万人出征，而我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一直在与军国主义斗争。”
哦，这就是东史郎！
看了他的这些话，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东史郎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心！他是真正从罪恶的侵略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的有觉悟的日本人！日本民族的前途就在这些人的身上。
第二天，在与东史郎送别的时候，我将自己写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火凤凰》送给他。我对他说，我是一个抗日战士，书里也写了我的抗战经历。这里既写了日军的残暴，也写了当年最先觉悟的日本朋友——他们组成的反战同盟支部在战场上的活动。今后让我们共同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吧！东史郎与我说话时，发现我的耳朵不好，回国后曾寄来一副助听器，纪念我们这次相识的友谊。
倏忽间，几年时间过去了。当东史郎君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也正是日本的极右势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中日关系很不好的时候，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悲凉。在日本国内，一方面是极右势力甚嚣尘上，一方面是日本人民的正义力量受到严重打压。这不能不使我特别难过。当然，这些都是在美日结盟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近年来，日本小泉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断恶化与中、韩、朝等邻国的关系，而且死心塌地追随美国霸权主义，图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不能不严肃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日本民族应走的道路。在我看来，以小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死心塌地地追随美国，把自己绑在美国霸权主义的战车上，为美国火中取栗，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决非日本民族之福。相反，以东史郎君等正义人士为代表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中国等东亚人民睦邻友好的道路，才是真正日本民族的光明坦途。这是我在悼念东史郎君衷心的话。我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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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家诗翁送别
克家诗翁于万家灯红的元宵之夜驾鹤西行了。
去年10月，适逢他的九十九岁诞辰，我和女作家丁宁同志相约去看望他。那时正是他病危的时刻，郑曼大姐面带忧容地把我们引进病房，这位瘦弱的老人正处于昏迷状态。郑曼轻轻地在他耳边唤了几声，我也轻轻地呼唤着：“克家！克家！”他似有所动，睁了睁眼没有睁开，却从被子边伸出手来。我握着那只枯瘦的手，为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手，默默祷祝着诗人能够转危为安。果然不久，就传来奇迹般的消息，他的病情转趋稳定，亲人们和朋友们都庆幸他可以活到一百岁了。哪里知道又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呢！
当克家同志像一颗新星一样照耀诗坛的时候，我已经在读他的诗了。那时候我不过十五六岁，对诗歌女神正处于热恋时期。中原各地如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以及豫南，还有一帮写诗爱诗的朋友，这些人大部分受到以鲁迅为首的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思想激进，不满现状，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而骚动不安。他们由高天、程率真、陈雨门等人牵头组成了“劲风文艺社”。学诗、写诗、办诗刊，搞得很起劲。一位年轻的诗友周启祥，从上海回来，带来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自己的写照》，还有田间的《黎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诗集。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诗，像《烙印》中所写的《难民》、《老哥哥》、《老马》、《贩鱼郎》、《崇思》、《洋车夫》、《神女》等等，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的生活。只要我们睁一睁眼，大街上就可以看到背井离乡蓬头垢面的逃难者，在苦难中挣扎的流民图。田间写的农村故事也是这些内容，不过另有独特的风格。他那小炸弹般的短句，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新鲜之感。他诗中有一句“扬子江，你站起来吧”，至今我仍然记得。我们之中，有人学克家，有人学田间，他们都对我们中原诗坛有强烈的影响。
克家同志写于30年代的诗，忠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改变这种命运的要求，至今读起来仍是沉甸甸的，是新诗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正如诗人所说：“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对命运悲惨的农民，我确实是含着眼泪苦吟，蘸着浓情把它写在纸上的。”（《学诗纪程》）我想正是这样的诗才具有长远不衰的生命力。
抗战爆发，我到了延安，两地悬隔，读克家的诗就比较少了。解放后，大家聚首北京，在许多###上，常常能听到他的诵诗声和兴高采烈的读诗声。他竟如到了一片新的天地，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诗篇，歌颂党和毛泽东的诗篇，不绝地喷涌而出。从他身上我感到他确是一位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诗人。
除自己创作外，克家很重视新诗的建设。他在任《诗刊》的主编期间，与毛主席等领导人谈诗、论诗，毛主席同他谈诗的信，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在培养年轻诗人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热情，在这方面是有建树的。克家同志为人热诚谦和，朋友很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也是很严肃的，尤其关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出现的好诗他每每热情赞扬；对于不良的文艺现象，也常常著文批评。在这方面他的正义感是很强的。有一次他曾写信给我，对嚣张一时的重写文学史的荒谬主张，表示异常愤慨，要我和默涵同志商量，能在我们主持的刊物上关注此事。在我们的印象里，克家愈到晚年，仿佛经霜的红叶愈加艳红了。
去年8月，郑曼大姐告我，克家同志的全集出版了，要开一个座谈会邀我参加。我怀着对这位老诗人崇敬的感情，再次翻阅了他的作品，为他写了以下的祝辞：
随战斗世纪而来，
与劳苦大众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