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文集:新语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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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啊！不管压力来自何方，不管是谁，也不管这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的民族是不能受到丝毫的玷辱和损伤的！
大德篇（8）
三、时刻关怀着国家的安全，力争快步跨入强国之林
毛泽东的大德，还表现在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全，并渴望能早日跨入世界强国之林。
这里只举“两弹”上天的例子，就足可说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军队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沉重打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我军二次战役后不久的11月30日说，“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说到这里，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说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受到的核讹诈。尽管未成事实，中国人也并不在乎这种讹诈，但是毕竟有一个隐约的暗影，在威胁着我们。这对时刻关心着祖国安全的毛泽东，不能不引起格外的警惕。事情很明显，要防备狼咬，就得有一根打狼的棍子。而且在有人企图以核武器称霸的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没有你的地位。毛泽东曾说过：“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嘛，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因此，正像解放战争时期那个“敢于胜利”的毛泽东一样，在原子弹、氢弹的问题上，他又下了巨大的决心。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毛泽东是能看穿地下热海的人，是对人民的创造力有充分信心的人，他作的这个为期十年的估计，听起来仿佛是个不着边际的预言，但是从说这话的1958年起，在不到六年的1964年10月，在祖国西北的上空就腾起了一团蘑菇云，从而震撼了世界。
自然，这一创造过程是极其不寻常的，可以说它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在钱三强同志的回忆里，1955年1月15日是他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人，这就是原子能学者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拿出一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在前一年的上半年，才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中央领导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威力感到新奇。钱三强讲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随后将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响声，引得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甚浓，还亲自试了试，问这问那，十分活跃。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神情悠然地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他以征询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后又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望着钱三强问：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那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感到有些为难，只好照实地说：
“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钱三强很赞服这位大哲学家的预言。因为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六十二亿电子伏能量质子轰击钢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大德篇（9）
会后，毛泽东以三桌普通的六样饭菜来款待客人。他满怀信心地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就是中国“两弹”腾空的起点。
这一工作，总的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具体重担却落在聂荣臻元帅的肩上。聂荣臻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去的，回来时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了解到，不首先改造这个社会，“实业救国”不过是梦想而已。现在条件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了。尽管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但他并未忘情于科学事业。因此，当中央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主动选择了这项工作。
万事开头难。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尤难，开始的时候，高级研究人员仅有十人左右，说到设备，连一台小型的加速器都没有。这等于外科医生没有手术刀，工人没有车床，农民没有锄头一样。
幸而我们已经拥有几位原子核科学的著名学者，如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王淦昌等人。后来又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赵忠尧、郭挺章、邓稼先、金星南、肖健等，满怀爱国热望，冲破重重阻拦，先后回国。聂荣臻对这些科学家的回国特别高兴，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亲切交谈，把他们视为国宝。当原子科学家们在孕育原子弹蓝图的时候，研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正是这个时候，1955年10月，著名的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也战胜种种困难，漂洋过海从美国归来。他们的到来，使人们对“两弹”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信心。但显然光有他们的力量还是大大不够的。聂荣臻不得不向全国各个单位发出呼吁，请他们支援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终于经过千方百计的搜罗，才渐渐组成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美国、苏联和英国。核技术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是他们称霸的资本，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苏联，是否可以给我们某些帮助呢？若能这样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许快一点。当聂荣臻这样想着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这样想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与我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曾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有什么要求？”既然对方这样好意相问，毛泽东也就当即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顿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稍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搞那个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还带有开导的意味说，“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够还很难说。”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如果中国实在想办这件事，可以帮助中国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问题很明显，即使朋友，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但是聂荣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后，聂荣臻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看出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他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点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恩来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1957年7月，聂荣臻找到苏联当时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聂荣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苏联政府请示后给予答复。7月20日，即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说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谈判。9月间，中央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前往莫斯科。双方经过三十五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由于是在10月15日签订的，也被称为“十月十五日协定”。依据协定，尽管苏联提供的只是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实物样品，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大德篇（10）
应该说，在1957年和1958年间，协定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前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提出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双方的关系恶化了。加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苏联就在执行上述协定方面越来越后退。至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从而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
这自然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但也不封锁自己。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至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加上我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
